中小學語文中有多少常用外來語

Ⅰ 現代漢語中有多少詞彙來源於日本

當中國人初次接觸日語時，會發現日語中有很多的漢語詞，並因此油然產生一種自豪感；但是，如果告訴你漢語中有許多的日語詞時，你會作何感想呢。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許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從大的方面說，有兩個時期的情形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國唐代，一是在 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貪婪地向中國學習，甚至是在與中國文化接觸後，大和民族才首次與文字遭遇，從此才學會了書寫。日語的「假 名」（字母）不過是漢字的變體。而在近代，則是中國拚命地向日本學習。別的方面且不論，僅就語言文字方面說，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 漢語的輸出國。日本「漢語」，沖擊著東亞各國的語言系統，當然也大量進入中國的漢語中，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輸入的漢語詞，被稱作日語「外來語」，這里也借用這種稱謂。在「外來語」上加上引號，是為了與直接來自西方的外來 語（如沙發、咖啡、邏輯等）相區別。因為這二者畢竟有些不同。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驚人的。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 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 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想到這一層，我的頭皮就有些發麻。

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 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幾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一 書的《「黃金十年」》一文中，便寫道：

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詞彙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詞彙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按：指嚴復的翻譯）的 大部分術語。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彙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 大豐富了漢語詞彙，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詞 匯，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 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 ……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雷頤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氣談到日語對漢語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漢字的圈套》一文，則在與雷頤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紹後，不無遺 憾地寫道：

這真是個值得思索的問題，同樣一個西方科學術語，到了中國和日本，就被譯成兩種味道相去甚遠的詞，最後卻是以中譯失敗，日譯勝 利而告終，這是為什麼 或者換一種不太合理的問法：嚴復、梁啟超們為什麼沒有想到採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那種比較自由和通俗的意譯 法？同樣，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為什麼沒有像二十年之後的大陸學者那樣，採用那種引經據典式的譯法這里把梁啟超與嚴復相提並論有些不 妥，但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經濟」原考》一文，是對「經濟」二字的漢語原意進行追溯，實際上也同樣涉及到 日語「外來語」問題，因為「經濟」也是眾多日語「外來語」中的一個。而考古學家陳星燦先生的《考古學就在我們身邊》一文，倡議中國 的考古學「建立自己的話語系統」，因為「所謂的國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從國外輸入的」，它們用來說明中國古代的情形或許並 不很合適。陳先生所說的這些概念，雖然源自西方，但畢竟是日本人把它們譯成現在這樣的漢語詞的。對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發對翻 譯過程的追問。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見到的涉及到日語「外來語」的文章中的幾篇。這些文章，也引發我對這一問題的興趣。

20年前，當我開始學習日語時，我發現日語中有那樣多的漢語詞，這令我有過短暫的驚奇；而後來，當我知道漢語中有那樣多的日語詞 時，我卻不得不有持久的驚訝。

先是漢字和漢語詞彙進入日本，並造就了日本的書面語；當日本在近代與西方相遇後，便大量使用漢字和漢語詞去譯相應的西方名詞、 術語；出自日本學人之手的這些譯語，在清末又潮水般湧入中國。——這個過程很復雜，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觸的資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強 說出一個大概。

二、

語言中的詞彙， 有名詞、 動詞、形容詞等數種區分。現代漢語中的所謂日語「外來語」，基本屬名詞類。但名詞本身也可分為兩類。一 類是對可見可感可觸的很具體的事物、場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類則表示一種抽象的意義，也就是所謂術 語、概念，如政治、經濟、民主、自由、科學、文化等等。前者可稱之為具象名詞，後者可稱之為抽象名詞。

在日語「外來語」中，具象和抽象兩類名詞都有。具象名詞今天仍在使用的，可舉「電話」和「俱樂部」兩詞為例。「電話」是日本人 生造的漢語詞，用來意譯英文的telephone。當初中國人對這個英文詞採取了音譯，譯作「德律風」。在一段時期內，「電話」和「德律風」兩 種叫法通用。但後來，「德律風」這種叫法終於湮滅。關於這個譯名，我發現過一點有趣的資料。本世紀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紹興籍留學生 曾聯名給家鄉寫回一封長信，其中詳細介紹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魯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說到「電話」 時，特意注釋道：「以電氣傳達言 語，中國人譯為『德律風』，不如電話之切。」於此亦可見日語輸入中國的途徑之一種。而「俱樂部」則是日本人對英文Club的音譯。這幾 個漢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絕佳的選擇，所以在中國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譯具象名詞進入中國後，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國 曾被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如今卻被「霍亂」取代。

具象名詞本身也許並不值得多談，我感興趣的是抽象名詞。但具象名詞與抽象名詞之間，有時並無明確的界限。有些名詞，在古漢語中 本不具有抽象的意義，傳入日本後，則被抽象化。

在與漢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卻有自己的語言系統。在原有的日語中，具象名詞很豐富，對種種具體事物都有很精 確的命名，但抽象名詞卻極不發達。這也並不奇怪。當一個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時，是不可能有發達的抽象思維的，因而也就不會有大量 的概念產生。只是在與漢語接觸後，漢語中眾多的抽象名詞才進入日本原有的語言中。漢語中的種種具象名詞，例如山、川、草、木、日、 月、雲、霧，等等，雖也傳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發音來讀這些漢字，但像漢語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經濟、風流、文學這 類抽象名詞，因日語中原本就沒有相應的詞與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漢語的發音來讀這些詞。在大和民族與漢語相遇時，漢語中的抽象名詞， 在音、形、意三方面對他們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當日本與西方語言遭遇後，大量採用漢語抽象名詞去譯西方概念，例如，用「經濟」譯「economy」，用「自 然」譯「nature」，用「文學」釋「literaure」。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知道這些被日本人用來譯西方的詞彙，原本是從中國輸入的，但我們更 應該知道，這些漢語詞在傳入日本後，其中不少意義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抽象名詞從一個民族傳入另一個民族，不可能始終保持原汁 原味，即便在文化發展階段相等的兩個民族間，也可能發生誤讀和誤解，何況當時的日本在文化發展階段上與中國如此懸殊。那一大批植根 於中國文化中的抽象名詞被日本移植過去後，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紮根生長，就必然要與漢語原意發生某種程序的分離。日本現代學術界對 這些漢語詞在古漢語中的原意以及傳入日本後的意義變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經濟」一詞，在古漢語中指「經世濟俗」、「治國平天 下」，但傳入日本後，則意義變得狹窄起來，被專用來指財務經營、財政措施。再如「自然」這個詞，在古漢語中指不依賴人力，或人對之 無能為力的現象，但在傳入日本後，卻具有了「偶然」、「萬一」、「意外」這幾種意思。

還有的詞，在漢語中原本只被用於一種很具象的場合，並不具有明顯的抽象意義，但在傳入日本後，詞義則漸漸向抽象的方向發展。例 如，現代漢語中的「社會」這個詞，已是一個抽象名詞， 是日語「外來語」中的一個。這是日本學人對西方「society」的翻譯。但「社 會」在古漢語中，基本上是一個具象名詞，特指每年春秋兩季鄉村學塾舉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會。《辭海》上舉《東京夢華錄·秋社》中的一 段話來說明這個詞：「八月秋社……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祗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 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這個詞傳入日本後，漸漸別有所指。據日本學者鈴木修次考證，在江戶末期，日本已將以教會為中 心的教團、教派稱作「社會」，這就已經使這個詞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義。

三、

對日本近代學人用漢語詞譯西文概念的過程，我一直很感興趣。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有種種權衡、取捨，有遲遲找不到一個合適譯語的 苦惱，也有絞盡腦汁後終於「吟安」一個譯話的欣喜，當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個並不很合適的譯語時的遺憾。由於資料的限制，對 這個過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斷定的是，日本近代學人在譯西文概念時，大體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仍是向中國學習。從時序上說，中國接觸西方文化遠比日本早。早在7世紀的時候，就有基督教僧侶來中國傳教。此後，13 世紀的馬可·波羅，16世紀的利瑪竇，是廣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瑪竇的時候，西方漢譯的工作已開始。徐光啟與利瑪竇合 作，翻譯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傳教士莫里遜來到中國。他把《新約》譯成漢語，全版《新約》於 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還編了一本漢英詞典，詞典第一卷於1817年印行，整部詞典四開本，共六卷，4595頁，於1823年出齊。傳教士 與中國合作者所從事的西方漢譯的工作，尤其是漢英詞典的編纂，為近代日本學人翻譯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鑒。他們也許並沒有過多地襲用傳 教士和中國合作者的譯法，但他們無疑會從這類西文東譯的先行者那裡得到不少啟發。日本現代學者在論及本國近代的翻譯工作時，往往不 忘提及利瑪竇、徐光啟。莫里遜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參考。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詞、術語，正是當初在中國的傳教士和中國的合作者共 同創造的譯法。對這類譯語進行全面的列舉是一件難事，但據日本學者考證，至少「數學」、「理論」、「銀行」、「保險」、「批 評」、「電氣」這數例，屬日本近代學人對中國已有譯法的襲用。在人們談到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時，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內，這 是不正確的。

第二種方式，是對漢語詞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作西文概念的譯語。通過這種方式產生的譯語很多。例如革命、藝術、文化、文 明、文學、封建、階級、國家、演說、民主、自由、經濟、社會，等等，都屬這一類。上文說到，有些漢語詞輸入日本後，意義已自然而然 地發生了變化，例如「經濟」、「社會」等。日本學人在選定這種漢語詞來譯「economy」、「society等相應的西文概念時，該不會有過多的 猶豫。而更多的時候，日本學人必須對漢語詞的原意進行有意識的加工，才能為某個西文概念選定一個大體合適的譯語。將漢語詞的語意抽 象化，是日本學人改造漢語詞意的一種途徑。例如「階級」一詞，漢語原意指台階和官位俸給的等級，不具多少抽象的意義，當日本學人 把「階級」作為西文「class」的譯語後，便將這個詞大大抽象化 另一種途徑則是將漢語詞的原意縮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來譯西文概 念。例如「文學」這個詞，漢語原意十分寬泛，一切文字形態的書籍文獻，都屬「文學」之列，在漢唐，「文學」還是一種官職。而當日本 學人用「文學」來譯西文的「literature」時，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義。還有一種途徑，便是對漢語詞僅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義，甚至賦予 一種與漢語原意完全相反的意義。例如「民主」這個詞，漢語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當日本學人用以譯西文的「democracy」時，便令其 表達了一種與漢語原意截然對立的意義。

第三種方式，是新造漢語詞。面對西文概念，在現有漢語詞彙中實在找不到相應的詞可作譯語時，日本學人便利用漢字組成新的詞。以 這種方式產生的西文譯語也頗不少。在具象名詞中，上文所說的「電話」便屬這種類型。在抽象名詞中，個人、民族、宗教、科學、技術、 哲學、美學等等，都屬日本學人生造的漢語詞。例如「哲學」一詞，為在西文東譯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西周所造，用以譯西文 的「philosophy」；「美學」則為有「東洋盧梭」之譽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譯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幾種方式，日本現代學者都曾提到。但我還發現另一種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學人從漢籍中選取用作西文譯語的詞，在漢語中原本並 不構成一個詞。例如「主義」 這個詞，在古漢語中並不存在。日本現代學者在考證「主義」語源時，卻說「主義」一詞原為漢籍中所有，並 舉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一語為證，意謂日本近代學人仍是從漢籍中找到「主義」這個現存的同去譯英文的詞 尾「ism」。但太史公這句話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漢文帝，全句本意是說敢於犯顏強諫，致皇上於義。所謂「達主義」，不是說自己要 堅持實現某種信念，而是說使主上抵達義的境界。在這句話中，「主義」根本不構成一個獨立的語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漢和 詞典》中，也舉《太史公自序》中的這句話為「主義」一詞的漢文出典。日本近代學人有可能是將漢籍中的「主義」誤讀成一個詞，並作了 望文生義的理解，再以譯西文的「ism」。不過，日本近代學人漢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們根本沒有誤解漢文，「主義」不過是他們新造的 一個詞，與「以達主義」這種漢文中的「主義」無關。而誤解誤讀的，只是後來的考證者。

值得一說的是，今天在中日兩國被廣泛使用的那些作為西文譯語的名詞、概念，也並非一開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認的。在日本近代開始 大量譯介西方著作的時候，往往同一個西文名詞、概念，有數種譯法，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數種譯法並存，而最終站住了腳的那種譯法， 也是在與其他譯法的爭斗中才存活下來的。例如，「literature」這個西文詞，一開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學」和「文學」兩種譯法，最後「文 章學」被淘汰，「文學」被普遍認可。但直到本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岡崎義惠還對「文學」這一譯名表示疑義，他認為「文學」這一概念 包含著詩文和詩文之學兩種意思，詞義曖昧不明，建議將「文學」這一說法廢棄，分別用「文藝」來指稱詩文，用「文藝學」 來指稱詩文之 學。當然，這種疑義大概已不可能動搖「文學」這個概念的地位再如「art」這個概念，一開始有「藝術」、「美術」、「文學技藝」等數種 譯語並行，直到本世紀初年，「藝術」才最終戰勝其他譯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譯語的產生、定型，所經歷的過程十分艱難曲折。例 如「個人」這個概念，今天在中日兩國被使用的頻率都很高。這是西文「indivial」的譯語。漢語中原沒有「個人」這個詞，據日本現代學者 考證，「個人」這個譯語的選取，本是對漢語「一個人」的省略。在一開始，也曾直接用「一個人」來譯「indivial」，而且在很長時期內， 這個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種譯法並存，「各殊之人身」、「獨一者」、「人」、「獨一個人」、「私人」等譯語都曾被使用，「個人」這種 譯法並不是最早出現的，但卻最終獲勝。

四 、

1898年秋，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梁啟超，潛入日本軍艦大島號，亡命東瀛。海上的時光是漫長而無聊的。為打發無聊，並不通日文的梁啟 超借來了一本日本作家東海散士所作的小說《佳人之奇遇》，翻開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詞外，竟滿紙都是漢字，甚至頗多「之乎者 也」，令梁啟超能看懂個大概，並且能看起興趣來，同時也讓梁啟超悟到，用小說啟發民智，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是一種極好的方式。想到 這一點，梁啟超一定很興奮。在橫濱住下後，他創辦了面向國內讀者的《清議報》，在創刊號上他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在這篇宣言 式的文章後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漢譯連載；《佳人之奇遇》連載完之後，緊接著又開始連載日本作家野龍溪的小說《經國美談》的漢譯。——兩部小說的譯文，都出自並不通日文。

Ⅱ 漢語中的英語外來語

現代生活節奏加快，新事物、新產品不斷涌現，這些在外來詞吸收上可以得到明顯反映。

如在飲食方面：綠色食品（green food）、肯德基（Kentucky）、麥當勞（McDonald』s）等。英語詞彙運用到藝術、娛樂、體育方面，如：爵士樂（jazz music）、肥皂劇（soap opera）、迷幻搖滾樂（acid rock）、搖滾舞音樂 （big beat）等。

大眾傳媒迅速發展使不同文化相互融合，有關西方道德文化價值觀念的詞也不斷涌現：代溝（generation gap）、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蔭皮士（Yuppies）、朋克（punk）、裸體飛跑（streaking）等。

新的科學理論的創立和新技術的出現也產生了一批新詞：高科技園（hi-tech park）、矽谷（silicon valley）、傳真（fax）、、試管嬰兒（test-tube baby）、克隆羊（clone sheep）等都是近年才出現的新詞。

大量的計算機詞彙已經融入我們的日常用語，如：硬體（hardware）、軟體（soft ware）、資料庫（data bank）、電子郵件 （E-mail）、網際網路（internet）。

當今電訊技術得到長足發展，電子產品日新月異，這方面的借詞已經進入我們的生活，例如：拷機（call）、PPS電話機（pocket phone service）等。

(2)中小學語文中有多少常用外來語擴展閱讀：

外來詞產生原因

新時期來源於英語的借詞，數量大、涉及面廣，尤其是科技借詞多。這一方面說明科學沒有國界，人類創造的科學文化知識為全人類所共享。

世界范圍的科技交流傳播使得某些科技術語由一種語言進入多種語言，為大多數文化群體所接受。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前面所提及的借詞是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同國際交往的結果，它們充實豐富了漢語詞彙。

Ⅲ 漢語中的外來語

1、音譯：

用發音相近的漢字將外來語翻譯過來，這種不再有其自身的原意，只保留其語音和書寫形式，如：「沙發(sofa)」、「迪斯科(disco)」、「克隆(clone)」、「托福(TOEFL)」、「黑客(hacker)」等。

2、半音半意：

主要用於復合外來詞，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前半部分採用音譯，後半部分採用意譯，如：「呼啦圈(hula－hoop)」、「網際網路(internet)」、「道林紙(Dowling paper)」等。

另外一種是前半部分採用意譯，後半部分採用音譯，如：「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奶昔(milk shake)」等。

3、音譯附加漢語語素：

以單音節、雙音節譯詞加漢語語素的借詞使用最多：一類為音譯語素加漢語語素，如：「高爾夫球(golf+球)」、「桑拿浴(sauna+浴)」、「保齡球(bowling+球)」、「拉力賽(rally+賽)」等。

另一類為漢語語素加音譯語素，如：「打的(打+taxi)」、「中巴(中+bus)」、「酒吧(酒+ bar)」等。其中音譯語素有的代表一個英語單詞，有的代表部分語素。漢語語素有的是詞根語素，有的是詞綴語素。

4、音意兼顧：

即選用接近外來詞詞義的漢字進行轉寫。漢語同音字多，為譯名用字的篩選提供了方便。或者是部分或者是全部音意兼顧。如：「香波(shampoo)」、「味美思(vercuth)」、「銷品茂(shopping mall)」等。

5、仿譯：

用本族語言的材料逐一翻譯原詞的語素，即按照外來詞的形態結構和構詞原理直譯過來。例如：「超人(superman)」、「超市(supermarket)」、「千年蟲(millennium bug)」、「熱線(hot line)」、「冷戰(cold war)」、「綠卡(green card)」等。

Ⅳ 漢語中的外來語有哪些

外來詞 的出現並非現在所獨有，漢代就已經出現，如「葡萄、石榴、苜蓿、 獅子、玻璃」等就是漢代從西域借入的，之後各個朝代陸續有所借用。

近年來在各種報刊雜志和社會用語中使用頻率較高的部分借詞：

• NBA （美國職業籃球賽縮寫）
  

• AC米蘭隊（義大利一支著名的足球隊）
  

• BASIC語言（英語「初學者通用符號指令碼」的縮寫）
  

• BP機 （英語beeper的縮寫，尋呼機）
  

• CD （ 英語compact disc的縮寫,激光唱片）
  

• CT （英語「計算機X射線斷層掃攝影」的縮寫）
  

• VCD （英語video compact disc的縮寫，激光視盤）
  

• DNA （英語「脫氧核糖核酸」的縮寫）
  

• DOS （英語「磁碟操作系統」的縮寫）
  

• IQ （英語「智力商數」的縮寫）
  

• OK （英語「好」） 卡拉OK（一種源於日本的電子圖文伴唱娛樂方式）
  

• TOEFL （英語「作為外語的英語測試」的縮略詞）
  

• XO （一種法國名酒）
  

• W.C （英語「盥洗室」的縮略語）
  

• A.B.C （英語「基礎入門」之意）
  

• UFO （英語「不明飛行物」的縮略語）
  

• T 恤衫（短袖圓領男汗衫）
  

• MTV （英語music television的縮略語，音樂電視）
  

• AA制 （聚餐時平攤或各付各帳的方法）
  

• AB制 （劇團排演某劇，主角常由兩個人扮演的方法）
  

• B超 （B型超聲波的縮寫）
  

• CPU （英語「計算機中央處理器」的縮寫）
  

• ISO （英語「國際標准化組織」的縮寫）
  

• KTV （演藝或餐飲場所的卡拉OK包廂）
  

• OA （英語「辦公自動化」的縮寫）
  

• PH值 （法語「氫氧離子濃度指數」的縮寫）
  

• SOS （國際通用船、飛機呼救信號）
  

• SOS兒童村（專門收養孤兒的慈善機構）
  

• X射線 （即倫琴射線）
  

• K金 （成色較低，主要用來做首飾的黃金）
  

• 0157 （出血性大腸肝菌病）
  

• 克隆：英語CLONE的音譯，無性系的意思。
  

• 耐克：英語NIKE的音譯，美國名牌鞋。
  

• 鐳射（又作萊塞）：英語LASER的音譯，激光。
  

• 厄爾尼諾：西班牙語ELNINO的音譯，指在南美洲秘魯和厄瓜多 爾附近海域發生的尺度為幾

• 千公里的東西赤道太平洋上水溫的異常 增暖現象。
  

• 馬塞克：英語MOSIC的音譯，鑲嵌磚。
  

• 賓士：英語BONZE的音譯，一種名牌汽車。
  

• 雪碧：英語SPRING的音譯，一種飲料。
  

• 迷你：英語MINI的音譯，超短裙。
  

• 的士：英語TAXI的音譯，出租汽車。
  

• 比基尼：英語BIKINI的音譯，遮蓋很少的游泳褲。
  

• 希爾頓：英語HILLTON的音譯，美國煙名。
  
  

Ⅳ 中文中的外來詞有多少是來源於日本的

漢語中的「外來語」一詞最初來自日本語的詞源研究，其拓展定義為凡無漢語語源關系的且被漢語所借用的詞彙單位，叫非漢語語源詞彙，即外來語或外來詞。

非漢語語語源詞彙，依據其語源，被分為民族外來語（來自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和國際外來語兩大類。

漢語外來詞中日本語所佔的總比例目前沒有統一說法，王彬彬的說法我個人存疑：

「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 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例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

我只能說，如果算上民族外來語的比例，漢語中日本語所佔分額是相當少的，具體情況，可以再參看下面的網址所錄本人文章。

Ⅵ 有哪些我們平時常用但是沒有發現它們是外來語的外來語

忐忑，來自3000年前的古希臘神話。腓尼基國王Tantalos是宙斯神的兒子，因泄露天機又得罪奧林匹亞山上的眾神，而被其父親罰站於齊下巴深的水裡，頭頂懸有結滿美果的樹枝。當他口渴想喝水的時候，一低頭，水便嘩地退去；當他肚飢想吃果子時，一抬頭，果枝嗖地上升。Tantalos就這樣承受著充滿誘惑，卻又不可企及的心理煎熬中。後來這種心理煎熬就叫做「Tantalos"。此詞大約於公元五世紀初通過古羅馬帝國，古印度輾轉進入古漢文。聰明的古人，根據Tanta的意思，結合漢語的特點，創作了「忐忑」這一書寫形式，再賦予它近似西文「Tanta"的讀音（摘自《咬文嚼字》）。

Ⅶ 漢語裡面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外來語

外來語是指某種語言從其他語言音譯或簡單直譯而來的詞語。

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Ⅷ 漢語中吸收的外來語有哪些

成千上萬，無法一一列舉。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出的《漢語外來詞詞典》就收了一萬多條，而且這個群體始終處於擴大之中。
有些外來詞比較容易識別，如：阿司匹林、巴士、提拉米蘇等等。
許多從日語來的外來詞極像漢語自有詞，從表面上難以識別。比如：積極、規范、國際、保障等。

Ⅸ 中文中的日語外來語

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想到這一層，我的頭皮就有些發麻。

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幾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一書的《「黃金十年」》一文中，便寫道：

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詞彙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詞彙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按：指嚴復的翻譯）的大部分術語。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彙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彙，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詞彙，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 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Ⅹ 中文的日常用語中有哪些是日語流入的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詞」

一、唐代的日本學中國與近代的中國學日本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許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從大的方面說，有兩個時期的情形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國唐代，一是在近代。

在唐代，是日本貪婪地向中國學習，甚至是在與中國文化接觸後，大和民族才首次與文字遭遇，從此才學會了書寫。日語的「假名」（字母）不過是漢字的變體。

而在近代，則是中國拚命地向日本學習。別的方面且不論，僅就語言文字方面說，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漢語的輸出國。日本「漢語」，沖擊著東亞各國的語言系統，當然也大量進入中國的漢語中，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先生學生與學生先生

從時序上說，中國接觸西方文化遠比日本早。早在7世紀的時候，就有基督教僧侶來中國傳教。此後，13世紀的馬可·波羅， 16世紀的利瑪竇，是廣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瑪竇的時候，西方漢譯的工作已開始。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傳教士莫里遜來到中國。他把《新約》譯成漢語，全版《新約》於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還編了一本漢英詞典，詞典第一卷於1817年印行，整部詞典四開本，共六卷，4595頁，於1823年出齊。

1898年秋，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梁啟超，潛入日本軍艦大島號，亡命東瀛。這個時候，大量的西方名詞、術語已進入日語中，被稱作「政治小說」的《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中，自然也不乏這類譯語。他很輕易地就把諸如民主、科學、政治、經濟、自由、法律、哲學、美學一類詞彙介紹給了中國讀者。梁啟超向國內譯介日本政治小說的同時，也就開始了雷頤先生《「黃金十年」》一文中所說的近代中日關系史上的「黃金十年」，舉國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已被譯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這時期被轉譯成漢語，甚至日本的中級教科書都被翻譯過來，用作教材。

這也就意味著，日語「外來語」被引進中國，是在一種不得已的情形下開始的。

三、求真求易與一手二手

本來，洋務運動是要向西方學習，懂得西方，翻譯西方著作便顯得很必要。但一轉向以日本為師，人們學習西文的勢頭也就頓減。向日本學習，無非是希望通過學習日本間接地學習西方。那時朝野普遍認為，這樣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對這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中國近代第一譯家嚴復卻持堅決的反對態度。在發表於《外交報》上的《與（外交報）主人書》中，他寫道:

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於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今夫科學術藝，吾國之所嘗譯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為吾鄰諱也。彼之去故就新，為時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學術，於三十年勤苦僅得之日本，雖其盛有譯著，其名義可決其未安也，其考訂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學者群而趨之，世有無志而不好學如此者乎？侏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為，何以異此。

嚴復強調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學術，須直接 讀原著。藉助翻譯已是萬不得已，藉助翻譯的翻譯，就隔塵更多，去真更遠他認為日本對西方概念的翻譯，多不準確，因此也不能無條件地借用。例如，他反對「經濟」這個日本譯語，而代之以「計學」，並在《原富》卷首的「譯事例言」中說明了理由：「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為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為邦國天下生食為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眾，放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求必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愜，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

他認為「經濟」一語，原意比西文「economy」寬泛，因此不宜作譯語。再例如，他拒絕借用日文譯語「社會」，而堅持把西文的「society」譯作「群」，將「社會學」譯作「群學」。此外，「capital」日譯「資本」，嚴譯「母財」；「evolution」日譯「進化」 ，嚴譯「天演」；「philosophy」日譯「哲學」，嚴譯「理學」；「metaphysics」日譯「形而上學」，嚴譯「玄學」……

四、看得見的數量與看不見的影響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驚人的。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 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

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幾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一書的《「黃金十年」》一文中，便寫道：

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彙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彙，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詞彙，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每當我想到我們用以思考、演說、寫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營造時，我就尋思起這樣的問題：這一事實100年來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可以說，日語「外來語」的大量湧入，對100年來中國人的思維，對100年來的中國文化，對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肯定產生了影響。但用現代漢語在整體上思考這種影響，卻又很困難。因為在思考日語「外來語」的影響時，必須運用日語「外來語」，這便像是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這應該是擺在西方漢學家面前的一個極好的課題。

雖然不能在整體上談論日語「外來語」的影響，但在具體的例子還是可以舉出一些的。

關於中國古代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史學界數十年間爭論不休。但爭來爭去，實質都是概念之爭，分歧在對「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樣的歷史事實，有人認為能說明「資本主義」的萌芽，有人則認為不能。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之爭，也就歸結為什麼是「資本主義」之爭，而「資本」和「主義」這兩個詞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資本主義來譯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為。倘若「capitalism」被譯成另一個漢語詞，這場爭議是否還會發生？即使發生了，是否在表現方式上也會有所不同？

80年代以來，中國美學界有所謂「丑學」一說。「丑學」是相對「美學」而言的。「美學」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對西文「aesthetics」的翻譯。但「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學」，倘若一開始就沒有「美學」這種譯法，而譯成別種模樣，例如譯成「感性學」，那所謂「丑學」是否還能成立？

我們今天將短至數百字長至數百萬字的虛構性作品都稱為小說，只是有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之分。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這種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別，此外什麼也沒有說明。於是，有所謂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在審美的意義上是否有本質性差異的研究和爭論，有人說二者意味著不同的審美方式，有人則說二者的差別僅僅在字數上。其實，我們今天使用的「小說」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內逍遙在《小說神髓》中對英文「novel」的翻譯，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較長篇幅的作品，至於短小的作品，則用「short story」來表示。兩種不同的命名，就已經強調了二者並非一類。應該說，用「小說」來譯「novel」，未能全面地傳達出原意。如果我們不是將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稱作「小說」，而是分別有不同的稱謂，那我們對二者的認識是否會一開始就有所不同？而關於長篇與短篇的爭議，是否還會發生？

五、舊的不去與新的在來

例子還可舉出許多。最後我想說：由於我們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們翻譯的，在中國與西方之間，也就永遠地隔著一個日本。

不知這說法，是否能成立？

六、日語外來語分為以下幾類:

[一]修飾詞+被修飾詞

(1) 形容詞+名詞

例:人權、金庫、特權、哲學、表象、美學、背景、化石、戰線、環境、藝術、醫學、入場券、下水道、公證人、分類表、低能兒

(2) 副詞+動詞

例:互惠、獨占、交流、高壓、特許、否定、肯定、表決、歡送、仲裁、妄想、見習、假釋、假死、假設

[二]同義詞復例:

解放、供給、說明、方法、共同、主義、階級、公開、共和、希望、法律、活動、命令、知識、綜合、說教、教授、解剖、斗爭

[三]動詞+賓語

例:斷交、脫黨、動員、失蹤、投票、休戰、作戰、投資、投機、抗議、規范、動議、處刑

[四]由上述單片語成的復合詞

例: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治外法權、土木工程、工藝美術、自然科學、自然淘汰、攻守同盟、防空演習、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動脈硬化、神經衰弱、財團法人、國際公法、最後通牒、經濟恐慌

其他還有:

[動詞]

服從、復習、支持、分配、克服、支配、配給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

哲學、心理學、論理學、民族學、經濟學、財政學、物理學、衛生學、解剖學、病理學、下水工學、土木工學、河川工學、電氣通信學、建築學、機械學、簿記、冶金、園藝、和聲學、工藝美術

[結尾詞]

(1) 化:一元化、多元化、一般化、自動化、現代化等 (2) 式:流動式、簡易式、方程式、日本式、新式等
(3) 炎:肺炎、胃炎、關節炎、氣管炎、皮膚炎等 (4) 力:生產力、原動力、想像力、勞動力、記憶力等(5) 性: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周期性、習慣性等 (6) 的:大眾的、民族的、科學的、絕對的、公開的等(7) 界:文學界、藝術界、思想界、學術界、新聞界等 (8) 型:新型、大型、流線型、標准型、經驗型等 (9) 感:美感、好感、優越感、敏感、讀後感等 (10) 點:重點、要點、焦點、觀點、出發點、盲點等 (11) 觀:主觀、客觀、悲觀、樂觀、人生觀、世界觀、宏觀、微觀等 (12) 線:直線、曲線、拋物線、生命線、戰線、警戒線等 (13) 率:效率、生產率、增長率、利率、頻率等 (14) 法:辨證法、歸納法、演繹法、分析法、方法、憲法、民法、刑法等 (15) 度:進度、深度、廣度、強度、力度等 (16) 品:作品、食品、藝術品、成品、展品、廢品、紀念品等 (17) 者:作者、讀者、譯者、勞動者、締造者、先進工作者等 (18) 作用:同化作用、異化作用、光合作用、心理作用、副作用等 (19) 問題:人口問題、社會問題、民族問題、教育問題、國際問題等 (20) 時代: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新時代、舊時代等 (21)社會: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國際社會等 (22) 主義:人文主義、人道主義、浪慢主義、現實主義、帝國主義、排外主義等 (23) 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無產階級等

作者：新物理學 回復日期：2004-9-20 20:22:16
真的嗎

大開眼界

@_@

作者：鴻村 回復日期：2004-9-20 21:28:19
那時
人家確實是文化上的先進呀
魯迅說過要拿來主義
果然如此

作者：豬蹄兒 回復日期：2004-9-21 2:20:25
這不是王彬彬的文章節選嗎？

ZT 隔在中西之間的日本——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問題

作者：王彬彬

一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許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從大的方面說， 有兩個時期的情形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國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貪婪地向中國學習，甚至是在與中國文化接觸後，大和民族才首次與文字遭遇，從此才學會了書寫。日語的「假名」（字母）不過是漢字的變體。而在近代，則是中國拚命地向日本學習。別的方面且不論，僅就語言文字方面說，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漢語的輸出國。日本「漢語」，沖擊著東亞各國的語言系統，當然也大量進入中國的漢語中，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輸入的漢語詞，被稱作日語「外來語」，這里也借用這種稱謂。在「外來語」上加上引號，是為了與直接來自西方的外來語（如沙發、咖啡、邏輯等）相區別。因為這二者畢竟有些不同。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驚人的。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 —想到這一層，我的頭皮就有些發麻。

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 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幾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 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一書的《「黃金十年」》一文中，便寫道：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詞彙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詞彙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按：指嚴復的翻譯）的大部分術語。這些幾 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彙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彙，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詞彙，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雷頤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氣談到日語對漢語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漢字的圈套》一文，則在與雷頤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紹後，不無遺憾地寫道：這真是個值得思索的問題，同樣一個西方科學術語，到了中國和日本，就被譯成兩種味道相去甚遠的詞，最後卻是以中譯失敗，日譯勝利而告終，這是為什麼？或者換一種不太合理的問法：嚴復、梁啟超們為什麼沒有想到採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那種比較自由和通俗的意譯法？同樣，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為什麼沒有像二十年之後的大陸學者那樣，採用那種引經據典式的譯法？這里把梁啟超與嚴復相提並論有些不妥，但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經濟」原考》一文，是對「經濟」二字的漢語原意進行追溯，實際上也同樣涉及到日語「外來語」問題，因為「經濟」也是眾多日語「外來語」中的一個。而考古學家陳星燦先生的《考古學就在我們身邊》一文，倡議中國的考古學「建立自己的話語系統」，因為「所謂的國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從國外輸入的」，它們用來說明中國古代的情形或許並不很合適。陳先生所說的這些概念，雖然源自西方，但畢竟是日本人把它們譯成現在這樣的漢語詞的。對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發對翻譯過程的追問。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見到的涉及到日語「外來語」的文章中的幾篇。這些文章，也引發我對這一問題的興趣。

20年前，當我開始學習日語時，我發現日語中有那樣多的漢語詞，這令我有過短暫的驚奇；而後來，當我知道漢語中有那樣多的日語詞時，我卻不得不有持久的驚訝。

先是漢字和漢語詞彙進入日本，並造就了日本的書面語；當日本在近代與西方相遇後，便大量使用漢字和漢語詞去譯相應的西方名詞、術語；出自日本學人之手的這些譯語，在清末又潮水般湧入中國。——這個過程很復雜，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觸的資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強說出一個大概。

二

語言中的詞彙，有名詞、 動詞、形容詞等數種區分。現代漢語中的所謂日語「外來語」，基本屬名詞類。但名詞本身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可見可感可觸的很具體的事物、場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類則表示一種抽象的意義，也就是所謂術語、概念，如政治、經濟、民主、自由、科學、文化等等。前者可稱之為具象名詞，後者可稱之為抽象名詞。

在日語「外來語」中，具象和抽象兩類名詞都有。具象名詞今天仍在使用的，可舉「電話」和「俱樂部」兩詞為例。「電話」是日本人生造的漢語詞，用來意譯英文的telephone。當初中國人對這個英文詞採取了音譯，譯作「德律風」。在一段時期內，「電話」和「德律風」兩種叫法通用。但後來，「德律風」這種叫法終於湮滅。關於這個譯名，我發現過一點有趣的資料。本世紀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紹興籍留學生曾聯名給家鄉寫回一封長信，其中詳細介紹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魯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說到「電話」 時，特意注釋道：「以電氣傳達言語，中國人譯為『德律風』，不如電話之切。」於此亦可見日語輸入中國的途徑之一種。而「俱樂部」則是日本人對英文Club的音譯。這幾個漢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絕佳的選擇，所以在中國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譯具象名詞進入中國後，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國曾被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如今卻被「霍亂」取代。

具象名詞本身也許並不值得多談，我感興趣的是抽象名詞。但具象名詞與抽 象名詞之間，有時並無明確的界限。有些名詞，在古漢語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義，傳入日本後，則被抽象化。

在與漢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卻有自己的語言系統。在原有的日語中，具象名詞很豐富，對種種具體事物都有很精確的命名，但抽象名詞卻極不發達。這也並不奇怪。當一個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時，是不可能有發達的抽象思維的，因而也就不會有大量的概念產生。只是在與漢語接觸後，漢語中眾多的抽象名詞才進入日本原有的語言中。漢語中的種種具象名詞，例如山、川、草、木、日、月、雲、霧，等等，雖也傳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發音來讀這些漢字，但像漢語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經濟、風流、文學這類抽象名詞，因日語中原本就沒有相應的詞與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漢語的發音來讀這些詞。在大和民族與漢語相遇時，漢語中的抽象名詞，在音、形、意三方面對他們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當日本與西方語言遭遇後，大量採用漢語抽象名詞去譯西方概念，例如，用「經濟」譯「economy」，用「自然」譯「nature」，用「文學」釋「literaure」。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知道這些被日本人用來譯西方的詞彙，原本是從中國輸入的，但我們更應該知道，這些漢語詞在傳入日本後，其中不少意義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抽象名詞從一個民族傳入另一個民族，不可能始終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發展階段相等的兩個民族間，也可能發生誤讀和誤解，何況當時的日本在文化發展階段上與中國如此懸殊。那一大批植根於中國文化中的抽象名詞被日本移植過去後，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紮根生長，就必然要與漢語原意發生某種程序的分離。日本現代學術界對這些漢語詞在古漢語中的原意以及傳入日本後的意義變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經濟」一詞，在古漢語中指「經世濟俗」、「治國平天下」，但傳入日本後，則意義變得狹窄起來，被專用來指財務經營、財政措施。再如「自然」這個詞，在古漢語中指不依賴人力，或人對之無能為力的現象，但在傳入日本後，卻具有了「偶然」、「萬一」、「意外」這幾種意思。

還有的詞，在漢語中原本只被用於一種很具象的場合，並不具有明顯的抽象意義，但在傳入日本後，詞義則漸漸向抽象的方向發展。例如，現代漢語中的「社會」這個詞，已是一個抽象名詞， 是日語「外來語」中的一個。這是日本學人對西方「society」的翻譯。但「社會」在古漢語中，基本上是一個具象名詞，特指每年春秋兩季鄉村學塾舉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會。《辭海》上舉《東京夢華錄·秋社》中的一段話來說明這個詞：「八月秋社……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祗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這個詞傳入日本後，漸漸別有所指。據日本學者鈴木修次考證，在江戶末期，日本已將以教會為中心的教團、教派稱作「社會」，這就已經使這個詞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義。

三

對日本近代學人用漢語詞譯西文概念的過程，我一直很感興趣。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有種種權衡、取捨，有遲遲找不到一個合適譯語的苦惱，也有絞盡腦汁後終於「吟安」一個譯話的欣喜，當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個並不很合適的譯語時的遺憾。由於資料的限制，對這個過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斷定的是，日本近代學人在譯西文概念時，大體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仍是向中國學習。從時序上說，中國接觸西方文化遠比日本早。早在7世紀的時候，就有基督教僧侶來中國傳教。此後，13世紀的馬可·波羅，16世紀的利瑪竇，是廣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瑪竇的時候，西方漢譯的工作已開始。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傳教士莫里遜來到中國。他把《新約》譯成漢語，全版《新約》於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還編了一本漢英詞典，詞典第一卷於1817年印行，整部詞典四開本，共六卷，4595頁，於1823年出齊。傳教士與中國合作者所從事的西方漢譯的工作，尤其是漢英詞典的編纂，為近代日本學人翻譯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鑒。他們也許並沒有過多地襲用傳教士和中國合作者的譯法，但他們無疑會從這類西文東譯的先行者那裡得到不少啟發。日本現代學者在論及本國近代的翻譯工作時，往往不忘提及利瑪竇、徐光啟。莫里遜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參考。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詞、術語，正是當初在中國的傳教士和中國的合作者共同創造的譯法。對這類譯語進行全面的列舉是一件難事，但據日本學者考證，至少「數學」、「理論」、「銀行」、「保險」、「批評」、「電氣」這數例，屬日本近代學人對中國已有譯法的襲用。在人們談到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時，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內，這是不正確的。

第二種方式，是對漢語詞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作西文概念的譯語。通過這種方式產生的譯語很多。例如革命、藝術、文化、文明、文學、封建、階級、國家、演說、民主、自由、經濟、社會，等等，都屬這一類。上文說到，有些漢語詞輸入日本後，意義已自然而然地發生了變化，例如「經濟」、「社會」等。日本學人在選定這種漢語詞來譯「economy」、「society」等相應的西文概念時，該不會有過多的猶豫。而更多的時候，日本學人必須對漢語詞的原意進行有意識的加工，才能為某個西文概念選定一個大體合適的譯語。將漢語詞的語意抽象化，是日本學人改造漢語詞意的一種途徑。例如「階級」一詞，漢語原意指台階和官位俸給的等級，不具多少抽象的意義，當日本學人把「階級」作為西文「class」的譯語後，便將這個詞大大抽象化 另一種途徑則是將漢語詞的原意縮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來譯西文概念。例如「文學」這個詞，漢語原意十分寬泛，一切文字形態的書籍文獻，都屬「文學」之列，在漢唐，「文學」還是一種官職。而當日本學人用「文學」來譯西文的「literature」時，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義。還有一種途徑，便是對漢語詞僅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義，甚至賦予一種與漢語原意完全相反的意義。例如「民主」這個詞，漢語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當日本學人用以譯西文的「democracy」時，便令其表達了一種與漢語原意截然對立的意義。

第三種方式，是新造漢語詞。面對西文概念，在現有漢語詞彙中實在找不到相應的詞可作譯語時，日本學人便利用漢字組成新的詞。以這種方式產生的西文譯語也頗不少。在具象名詞中，上文所說的「電話」便屬這種類型。在抽象名詞中，個人、民族、宗教、科學、技術、哲學、美學等等，都屬日本學人生造的漢語詞。例如「哲學」一詞，為在西文東譯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西周所造，用以譯西文的「philosophy」；「美學」則為有「東洋盧梭」之譽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譯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幾種方式，日本現代學者都曾提到。但我還發現另一種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學人從漢籍中選取用作西文譯語的詞，在漢語中原本並不構成一個詞。例如「主義」 這個詞，在古漢語中並不存在。日本現代學者在考證「主義」語源時，卻說「主義」一詞原為漢籍中所有，並舉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一語為證，意謂日本近代學人仍是從漢籍中找到「主義」這個現存的同去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