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

❶ 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

前對歷史的探究要麼過於意識形態化，要麼又過於側重朝代史、政治史，就如電視古裝戲幾乎走不出宮廷斗爭的話題；還有就是過於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層面，即使對歷史事實背後的因果關系下結論，也只是猜測性的，很少從統計意義上進行嚴謹的邏輯推論，做排他性實證論證。
單純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是明顯的。最經典的例子之一是晚清於1906-1907年啟動預備立憲改革，由於在時間上正好是清政府垮台之前的五年左右，所以，盡管嚴謹研究會告訴我們是清政府啟動憲政改革太晚而難以挽救其命運，但還是有不少人願意下「憲政導致政權滅亡」這樣的因果結論，就好像是看到阿炳是瞎子，就下結論「如果想拉好二胡，就先要把眼睛弄瞎」。而科學嚴謹的量化研究則是把歷史上進行過立憲改革的各個國家放在一起，列出各國憲政改革的長期結果，構成大樣本，然後系統檢驗是否真的是「憲政導致政權滅亡」。
歷史研究中一手史料整理、描述性工作極其重要，但那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第一步，不是全部。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從歷史經歷中領悟到、學到一般性的道理，學到對現時和未來人類社會都有價值的規律知識。史料海洋給我們提供的是人類經歷的數據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們證明證偽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理論結論的基礎數據。關於歷史的任何一項假設都可以、也都應該放到史料數據中去檢驗，否則就只能是一種猜想或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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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財富的邏輯1

豆瓣評分：7.7

作者:[美國] 陳志武

出版社:西北大學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國

副標題: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

出版年:2015-9-1

頁數:328

內容簡介

陳志武教授從「深度」（勤勞和技術創新引發的單位時間生產率的上升）、「廣度」（市場開放導致單位物品價值量上升）、「長度」（良好的證券市場將未來收入現期化）三大維度，解析財富創造力的源泉；他更進一步指出，財富創造力的發揮，取決於一國的制度品質，包括產權保護體系、契約執行體系以及保障市場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可以說：制度的品質，決定財富創造力的大小。

作者簡介

陳志武，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曾獲得過墨頓·米勒獎學金。專業領域為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與經濟史。

1983年獲中南工業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86年獲國防科技大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現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及量化歷史研究所所長。

2000年，一項頗得全球經濟學家首肯的世界經濟學家排名出爐，在前1000名經濟學家中，有19人來自中國，陳志武教授排名第202位；2006年，《華爾街電訊》將陳志武教授評為「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其擔任學術總顧問的紀錄片系列《華爾街》與《貨幣》，對中國金融文化的發展影響巨大。

❸ 量化歷史研究：是姓氏固化了社會階層嗎

中國屬於最早推出姓氏的國家之一。在周朝以前，貴族除了有姓之外，還往往以國、官位為氏。而一般人只有名，沒有姓，也沒有氏。春秋戰國時期，姓氏制度發生根本變革，姓、氏的差異漸漸模糊。戰國以後，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為民眾的通稱。秦漢以後，姓與氏合一，遂稱「姓氏」。唐宋後中國姓氏學逐步定型~
具體而言，他們以長江下游的縣為基本單位，如果某姓氏在1645至1905年間考上舉人的人數占本縣總舉人人數之比高於本姓氏占本縣總人口比的5倍以上，那麼該姓氏就為本地區的精英姓氏；一旦各精英姓氏確定之後，再計算每十年裡這些精英姓氏的舉人佔比相對於他們占樣本范圍總人口的比值，看前者高於後者多少倍。結果發現，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的舉人佔比是其在總人口中的佔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還停留在4倍左右，到民國時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近降到1.5倍（對民國時期和1949年後，他們以考進北大、清華等大學代替舉人來定義精英）。由此可見，一宗族姓氏一旦進入精英階層，社會階層可以跨越朝代、跨越體制地固化下去~

❹ 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

之前對歷史的探究要麼過於意識形態化，要麼又過於側重朝代史、政治史，就如電視古裝戲幾乎走不出宮廷斗爭的話題；還有就是過於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層面，即使對歷史事實背後的因果關系下結論，也只是猜測性的，很少從統計意義上進行嚴謹的邏輯推論，做排他性實證論證。

單純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是明顯的。最經典的例子之一是晚清於1906-1907年啟動預備立憲改革，由於在時間上正好是清政府垮台之前的五年左右，所以，盡管嚴謹研究會告訴我們是清政府啟動憲政改革太晚而難以挽救其命運，但還是有不少人願意下「憲政導致政權滅亡」這樣的因果結論，就好像是看到阿炳是瞎子，就下結論「如果想拉好二胡，就先要把眼睛弄瞎」。而科學嚴謹的量化研究則是把歷史上進行過立憲改革的各個國家放在一起，列出各國憲政改革的長期結果，構成大樣本，然後系統檢驗是否真的是「憲政導致政權滅亡」。

歷史研究中一手史料整理、描述性工作極其重要，但那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第一步，不是全部。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從歷史經歷中領悟到、學到一般性的道理，學到對現時和未來人類社會都有價值的規律知識。史料海洋給我們提供的是人類經歷的數據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們證明證偽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理論結論的基礎數據。關於歷史的任何一項假設都可以、也都應該放到史料數據中去檢驗，否則就只能是一種猜想或假設。

下面我從四方面介紹第一次量化歷史講習班講授的內容，考慮到篇幅，不能介紹每位學者的研究，但希望以下四方面能讓我們對量化歷史研究的特點有所了解，特別是最近二十餘年量化歷史研究的成果如何啟發影響了學界的視角。

「人類歷史中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

講習班的第一天由 GregoryClark教授開授。Clark教授出生於蘇格蘭，在劍橋大學上大學，哈佛大學讀博士，之後先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接著在加州大學任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世界經濟史和社會史。他講授的第一個主題就是：「人類歷史中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後開始的工業革命。只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人類其他的歷史細節有意思，但不關鍵。」為什麼呢？從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兩三千年裡基本沒有變化，工業革命之後才逐漸上升。微觀方面，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生活方式、社會結構、政治形態以及文化內涵都有本質性的大變革。

按照史學家麥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時世界人均GDP大約為445美元（按1990年美元算），到1820年上升到667美元，1800多年裡只增長了50%。同期，西歐國家稍微好一些，但也只是從公元元年的450美元增長到1820年時的1204美元，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國也大致如此。而從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裡，世界人均GDP從原來的667美元增長到6049美元。由此足見，工業革命帶來的收入增長的確是翻天覆地的。

工業革命之前的人類既然沒有實現財富增長，那他們都在忙些什麼呢？那個時期，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不也在經歷各時期的改朝換代嗎？Clark教授認為，「其實用不著被那些表面的東西所誤導」，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社會一直沒有走出「馬爾薩斯模式」，即在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自然災害或戰爭導致人口死亡，使接下來的人均收入增加，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長提供條件；可是人口增長後，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會減少，使生存挑戰越來越大，導致戰爭的發生並使接下來的人口又減少，在這個周期中循環。

過去多年裡，Clark教授嘗試從不同角度研究工業革命之前與之後社會的差別，也以此分析工業革命為什麼首先在英國而不是在別處發生。

在英國，大約從14世紀開始，任何已故人的遺囑首先要在郡法院登記並檢驗後才能生效，這些遺囑材料包括已故人的年齡、子女及其他親屬、職業、各類財產、收入、教育、社會地位等情況。英國各郡基本把自14世紀以來的遺囑材料完整保留至今，成為Clark教授以及其他眾多學者的研究基礎。

Clark教授通過對英國人遺囑研究發現，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人的生育率跟財富水平高度正相關：越有錢的夫妻，小孩數量越眾。在16世紀期間，最富的三分之一英國人死時平均還有4至6個小孩健在，中等財富的英國人離世時平均有3.5到4.5個小孩健在，而最窮的三分之一英國人離世時只有不到3個小孩活著。到18世紀末，基本情況仍然是越富有的家庭小孩數越多，只是每家的小孩數量都降到4個以下，並且各財富階層間的小孩數量差距明顯縮小。

工業革命於18世紀末到來之後，一直到1880年左右，小孩數量就基本跟財富水平沒有關系了。而從1880年到1980年的100年間，情況正好反過來：越窮的英國人，小孩數量反而越多，完全改變了工業革命之前「適者生存」、「有錢者生存」的規律。

也就是說，Clark教授從生育率跟財富的關系、從小孩生存概率跟家庭財富的關系這些微觀指標，證明了一直到工業革命之前的18世紀，英國社會也沒走出馬爾薩斯式陷阱，還是在「適者生存」、「有錢者生存」的原始狀態循環。只有到工業革命後，人類社會才開始走出馬爾薩斯式陷阱，社會結構也開始改變。窮者還是追求小孩數量，而富者更注重小孩的質量和自己的生活品質。他發現工業革命之後，雖然窮人的小孩數更多，但富人的平均壽命更長，這可能是後者更側重生活質量的結果。

Clark教授的研究結果對中國的歷史研究也很有啟發。按照麥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時中國的人均GDP為450美元（跟西歐一樣），到洋務運動的起點時也僅為530美元。在人們的基本生活水平幾千年沒變化的情況下，那些制度與文化體系是經歷了幾千年的檢驗，還是只經歷了幾年、一兩個朝代的考驗，不存在本質性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收入與生活方式處於靜態不變的狀況下，那些朝代到底叫「漢朝」、「隋朝」、「唐朝」、「宋朝」，還是「元朝」、「明朝」或「清朝」，這些細節意義不是那麼大，至少沒有原來我們強調的那麼大。

按照這一道理，或許除了以日、月和地球的轉動定義的日月年這樣的時間單位之外，還應該以世界人均GDP（或者國家人均GDP）的翻倍來定義時間，世界人均GDP每翻一倍算一個時間單位，可以叫「一翻」。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增長0.5倍，那1820年在收入增長意義上實際只過了「半翻」時間，而1820年後的100多年實際過了「八翻」時間。收入翻倍數越多，對社會結構、對制度的壓力考驗就越厲害，引發的變革要求就越強。

用這種方式看，中國只有兩段歷史：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和1860年代洋務運動之後的中國。鴉片戰爭敲開了國門，洋務運動具體把工業革命請進了中國，由此真正把引發社會變革的工業技術和相配思維方式帶入中國，讓中國有機會走出困擾社會幾千年的馬爾薩斯式陷阱，結束過去重復的靜態朝代更替周期。從這個角度把握中國歷史，不僅幫助我們理解今天是怎麼來的，也更能幫助我們判斷中國將往哪裡去。

是姓氏固化了社會階層嗎？

姓氏是一個人的血緣背景關系的標志和符號。當社會普遍根據姓氏判斷血統出身時，姓氏就成了家庭血統、出身背景信息的載體，各社會階層之間也最終因此而難以流動。人類最初是沒有姓氏的，因此也沒有將人們分門別類的明顯符號，社會階層也不容易一目瞭然地區分。

中國屬於最早推出姓氏的國家之一。在周朝以前，貴族除了有姓之外，還往往以國、官位為氏。而一般人只有名，沒有姓，也沒有氏。春秋戰國時期，姓氏制度發生根本變革，姓、氏的差異漸漸模糊。戰國以後，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為民眾的通稱。秦漢以後，姓與氏合一，遂稱「姓氏」。唐宋後中國姓氏學逐步定型。

英國原來也只有名，到13、14世紀才出現姓氏，一開始也是只有貴族才有，後來逐步擴散至一般平民。到1400年，大多數的英格蘭、蘇格蘭人都有了姓氏，但還是有部分人到17世紀，甚至更晚才有姓氏。英王亨利八世（1491年－1547年）曾經下令：「婚生子女必須登錄父親的姓氏」。英語姓氏的形成規則大致有以下六種：1.按職業：例如，Smith（金屬工匠）、Baker（麵包師）、Archer（弓箭手）；2.按個人特徵：例如，Short（矮個）、Brown（棕色，膚色較黑）、Whitehead（白頭，頭發較白）；3.按居家環境地理特徵：例如，Hill（住山上）、Riverside（住河邊）；4.按地名：例如，London（倫敦）、Oxford（牛津）、Sheffield（謝菲爾德）；5.從朋友、自己居住或擁有物業的名稱得來；6.按父名或父系祖先之名而衍生、或由族群名產生：例如，按父名或父系祖先有Richardson（Richard的兒子），按族群名有Macdonald、Forbes等。德國、法國、丹麥等西方社會，印度、日本等亞洲社會的姓氏規則也大致如此，姓氏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記錄下血緣和出身背景信息。

中國人命名的規則是姓氏不區分個體而以名區分彼此，西方社會則反之。在中國，王姓、陳姓等不含有太多信息，但名可以區分不同人；而在英國、美國，名為Peter、David、Ed-ward的人太多，而姓氏則往往更加獨特。在中國，超過100人的姓氏只有4000多個，而美國超過100人的姓氏則多達20餘萬。因此，相對而言，姓氏在美國等西方社會所包含的血緣與出身背景信息比在中國更多，更能阻礙社會階層的流動。

Clark教授在講座中介紹，以往關於社會階層流動性研究只停留在父子代際傳承的層面，而不是基於整個家族是否「一人當道，雞犬升天」。但是，如果是以姓氏作為代際研究的基礎，則可以把這種情況包括進來。

他具體講到兩方面的研究。其一，如果只按照父子收入的相關系數來研究代際地位固化程度，那麼，根據英國自14世紀以來的遺囑檔案中記錄的家庭收入估算，家族地位固化程度只有0.4，亦即父子收入的相關系數只有40%；如果用同一姓氏的相連兩代英國家族的平均收入計算代際相關系數，那麼英國人代際相關性高達75%，說明英國社會階層固化的程度遠高於以前的估算。而且，如果把過去七個世紀分成不同時間段，英國社會財富階層的連貫性基本沒有變化，富有的姓氏有70%-80%的可能性一代後繼續富有，有50%左右的概率在兩代後仍然富有。對中國、美國、日本、瑞典、印度、智利等國家而言，基於姓氏估算出的社會流動性也都遠低於基於父子收入的相關性。各社會的階層固化程度比我們原來理解的高很多，其背後的制度、文化以及其他原因都值得深入研究。

其二，Clark教授把1200年到2012年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歷年學生名冊放在一起，研究各罕見姓氏的學生佔比相對於這些罕見貴族姓氏占整個英國人口比及變化。結果他發現，罕見姓氏占牛津劍橋大學學生的比重100多年前是這些姓氏占整個英國人口的8倍，到現在，這些姓氏的牛津劍橋學生佔比還是他們在整個英國人口佔比的兩倍。自13世紀以來，精英姓氏子女一直比一般姓氏更能進牛津劍橋等貴族大學，今天仍然如此。如果用政治精英取代貴族大學的就學機會，那麼，在英國，政治精英階層自13世紀以來則更加固化，「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繼續為政治精英。

Clark教授把姓氏研究方法應用到了中國。具體而言，他們以長江下游的縣為基本單位，如果某姓氏在1645至1905年間考上舉人的人數占本縣總舉人人數之比高於本姓氏占本縣總人口比的5倍以上，那麼該姓氏就為本地區的精英姓氏；一旦各精英姓氏確定之後，再計算每十年裡這些精英姓氏的舉人佔比相對於他們占樣本范圍總人口的比值，看前者高於後者多少倍。結果發現，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的舉人佔比是其在總人口中的佔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還停留在4倍左右，到民國時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近降到1.5倍（對民國時期和1949年後，他們以考進北大、清華等大學代替舉人來定義精英）。由此可見，一宗族姓氏一旦進入精英階層，社會階層可以跨越朝代、跨越體制地固化下去。

❺ 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

之前對歷史的探究要麼過於意識形態化，要麼又過於側重朝代史、政治史，就如電視古裝戲幾乎走不出宮廷斗爭的話題；還有就是過於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層面，即使對歷史事實背後的因果關系下結論，也只是猜測性的，很少從統計意義上進行嚴謹的邏輯推論，做排他性實證論證。

單純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是明顯的。最經典的例子之一是晚清於1906-1907年啟動預備立憲改革，由於在時間上正好是清政府垮台之前的五年左右，所以，盡管嚴謹研究會告訴我們是清政府啟動憲政改革太晚而難以挽救其命運，但還是有不少人願意下「憲政導致政權滅亡」這樣的因果結論，就好像是看到阿炳是瞎子，就下結論「如果想拉好二胡，就先要把眼睛弄瞎」。而科學嚴謹的量化研究則是把歷史上進行過立憲改革的各個國家放在一起，列出各國憲政改革的長期結果，構成大樣本，然後系統檢驗是否真的是「憲政導致政權滅亡」。

歷史研究中一手史料整理、描述性工作極其重要，但那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第一步，不是全部。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從歷史經歷中領悟到、學到一般性的道理，學到對現時和未來人類社會都有價值的規律知識。史料海洋給我們提供的是人類經歷的數據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們證明證偽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理論結論的基礎數據。關於歷史的任何一項假設都可以、也都應該放到史料數據中去檢驗，否則就只能是一種猜想或假設。

❻ 玉米是使清朝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嗎

所謂美洲作物導致中國人口爆炸，是一個很常見的誤解。玉米、番薯最大的優勢是適應力強，對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種植在貧瘠的山區丘陵坡地，不與傳統稻麥爭地。為了鼓勵民眾墾荒，達到乾隆皇帝希望的「野無曠土」、「民食益裕」的目標，各級政府制定了各項優惠政策，對於新開墾的貧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塊「永不升科」（永遠免稅），而這些土地主要用來種植玉米、番薯。在政策的推動下，玉米、番薯逐漸在全國推廣：根據地方誌，在觀察的266個府級政區中，1776年，還有118個沒有玉米種植，1820年降為72個，1851年則僅有40個。隨著乾隆晚期全國推廣玉米和番薯，人口也在持續增長，並將在未來30年內突破4億。那麼，這兩者之間真的存在因果關系嗎？玉米和番薯對中國人口增長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最近陳志武在《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中引述了「宮啟聖教授」的研究認為：「從1776年到1910年間，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而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中國糧食增量的55%是由於這三項新作物。」實際它是龔（非「宮」）啟聖與其學生聯合署名的成果，它利用府級地方誌，將各府分「有、無」玉米種植的兩個對照組，用統計方法推斷玉米對人口的影響，而並非陳志武所稱的利用了「1330個縣的縣志」。

❼ 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 pdf

•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志武金融系列作品，提供一種看待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全新視角。
•精到地分析並回答了一系列關於「財富」的問題，比如財富如何產生，為什麼20世紀突現財富增長大爆發，中國人為何勤勞而不富有，農業財富如何增長，他國的財富增長經驗……令人豁然開朗。
•特別指出財富創造力的關鍵：制度。

作者簡介
陳志武，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曾獲得過墨頓•米勒獎學金。專業領域為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與經濟史。
1983年獲中南工業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86年獲國防科技大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現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及量化歷史研究所所長。
2000年，一項頗得全球經濟學家首肯的世界經濟學家排名出爐，在前1000名經濟學家中，有19人來自中國，陳志武教授排名第202位；2006年，《華爾街電訊》將陳志武教授評為「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其擔任學術總顧問的紀錄片系列《華爾街》與《貨幣》，對中國金融文化的發展影響巨大。
最近幾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發展和制度機制建立的問題以及其他新興資本市場問題。其著作常被《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遠東經濟評論》《波士頓環球報》《巴倫周刊》所引用，也常發表於許多香港和大陸的報紙和雜志上。此外，他還是Zebra Capital Management三位合夥人之一。

❽ 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 pdf

•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志武金融系列作品，提供一種看待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全新視角。
•精到地分析並回答了一系列關於「財富」的問題，比如財富如何產生，為什麼20世紀突現財富增長大爆發，中國人為何勤勞而不富有，農業財富如何增長，他國的財富增長經驗……令人豁然開朗。
•特別指出財富創造力的關鍵：制度。
作者簡介
陳志武，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曾獲得過墨頓•米勒獎學金。專業領域為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與經濟史。
1983年獲中南工業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86年獲國防科技大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現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及量化歷史研究所所長。
2000年，一項頗得全球經濟學家首肯的世界經濟學家排名出爐，在前1000名經濟學家中，有19人來自中國，陳志武教授排名第202位；2006年，《華爾街電訊》將陳志武教授評為「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其擔任學術總顧問的紀錄片系列《華爾街》與《貨幣》，對中國金融文化的發展影響巨大。
最近幾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發展和制度機制建立的問題以及其他新興資本市場問題。其著作常被《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遠東經濟評論》《波士頓環球報》《巴倫周刊》所引用，也常發表於許多香港和大陸的報紙和雜志上。此外，他還是Zebra Capital Management三位合夥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