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山之志說的是哪個歷史人物

① 向秀的人物生平

向秀雖然沒有完整的文集傳世，但在當時他卻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大哲人、大文豪。其主要著作有《莊子注》，時人稱此注「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世說新語·文學》），「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晉書·向秀傳》）。呂安見後嘆為「莊周不死矣」。向秀還著有《周易注》，傳稱「大義可觀」，然「未若隱《庄》之絕倫」，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難嵇叔夜養生論》一篇，收於《嵇中散集》中；《思舊賦》一篇存《文選》和《晉書》本傳中。他到洛陽以後，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莊子思想的研究之中。於是閉門謝客，潛心作注，用心闡發莊子思想的精神。
向秀所著一書、一論、一賦三種作品，均為問鼎之作：其《莊子注》開創玄學注《庄》新思路，後人難望其項背；《難養生論》匠心獨運，與嵇康難分高下；《思舊賦》更是堪稱絕唱，魏晉時期無賦可與之比肩。
關於向秀注《莊子》，還有個有趣的插曲。開始向秀注釋的時候，嵇康說，《莊子》中的玄言妙旨會被注釋弄得僵滯，以前也沒有一個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後來向秀注基本寫就，拿出來給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莊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對向秀的才識大為嘆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張「開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認為必須「節之以禮」，「求之以事，不苟非義」，由此推及人的社會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貴等，從而強調合「自然」與「名教」為一。通過向秀註解所體現出來的儒道兩家經典的互解，「使儒道兩家的分歧，通過字句上的精心詮釋而得以化解，為經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礎」。《難養生論》為向秀為啟發嵇康進一步闡述其養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見解立意，並非其真實意識表示。
據《晉書·向秀傳》中記載：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猖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司馬昭在殺了嵇康以後，還要威逼向秀吞下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隱居嗎，怎麼不學人去採薇了呢？向秀為保命計，只得順其意說：「像巢父和許由這樣的人，並不了解堯帝求賢若渴的用心，所以隱居的生活並不值得羨慕。」但他內心中真的是這樣認為的嗎？在強權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塵一樣輕忽。
向秀去世後，他的兒子還小，沒有將父親的注釋光揚天下，被郭象將文稿竊取，「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義大行天下了。此事見於《世說新語·文學》，《晉書》因之。其後千百年來，世人一談到《莊子》的注釋，就將郭象奉為大家，而忽視了向秀的顯著功績。這大概是中國文化歷史上最著名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例了。 1、向秀萬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論哲學觀點主張本體論玄學。
向秀論證了萬物「不生不化」同於「生化之本」的過程，他在「無待逍遙」和「與變升降」的立身處世方面也有初步展開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會政治實際。東晉謝靈運《辨宗論》評說：「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廣弘明集》卷18），《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向秀別傳》記載：「（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貫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懷有的學術理想，《莊子》注闡發的「自生自化」玄理新義亦是為此目的服務。
2、向秀對《莊子·逍遙游》的註解
莊子逝世後，他的學說沉寂了數百年，終於在魏晉之際，在竹林七賢的心中復活。嵇康、阮籍沿著《莊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對社會體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幟：嵇康奮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藉助虛幻的神仙境界，卻抑鬱而終。面對現實，向秀「覺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體制的銅牆鐵壁面前，個人的反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脫離社會的自由逍遙只是幻想，沿著「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願步嵇康後塵，在朝廷與山林之間，他無奈地選擇了前者。作為最後一個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備與早已入仕的山濤、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祿中「逍遙」。
在混跡於西晉宮廷的日子裡，向秀對《莊子·逍遙游》中關於大鵬與小鳥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這兩個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發現了本質的平等：逍遙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遙又是本性的滿足，如果滿足了自己的本性，那麼逍遙本身是沒有任何差異的，猶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著後的感覺都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只要適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滿足，那麼不僅小人物與大人物，即使聖人與凡人，其逍遙也是沒有差別的。向秀運用這一發現刷新了思想界對「逍遙」的理解，融鑄在其《莊子注》中。 根據《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所稱「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向秀認為理想的「逍遙」境界存在於現實世俗社會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體」施予獲得，關鍵在於各任其性，各當其份。 「性」、「分」是屬於人們內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難養生論》主張的「情慾自然」觀念，只要滿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萬里高空的大鵬與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達到逍遙至境。凡人資於「有待」而逍遙，聖人「無待」不是絕對遁世，只是能夠順有待「與物冥」適應任何物質環境，實際還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遙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與「至人」可以「同於大通」。這種逍遙意義的哲學基礎仍是萬物「自生自化」的本體思想，其對世俗名教的認同經過郭象發展便成為「身在廟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處世人格理想。 1、向秀《思舊賦並序》
參見：思舊賦
2、《難嵇叔夜養生論》
參見：參考資料

② 竹林七賢簡介

竹林七賢指的是三國魏正始年間（240-249），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賢之稱。因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一帶）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七賢，後與地名竹林合稱。

1、嵇（jī）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漢族，譙國銍縣（今安徽省濉溪縣）人 。三國時期曹魏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嵇康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 。官至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後隱居不仕，屢拒為官。因得罪鍾會，遭其構陷，而被司馬昭處死，時年四十歲。

主要成就：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開創玄學新風；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主要作品：《嵇中散集》。

2、阮籍（210年—263年），三國時期魏國詩人。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竹林七賢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採取謹慎避禍的態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詠懷八十二首》、《大人先生傳》等，其著作收錄在《阮籍集》中。

3、山濤（205年－283年3月3日），字巨源。河內郡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三國至西晉時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賢」之一。

山濤早年孤貧，喜好老莊學說，與嵇康、阮籍等交遊。四十歲時，才任郡主簿。大將軍司馬師執政時，山濤被舉為秀才，累遷尚書吏部郎。西晉建立後，升任大鴻臚。歷任侍中、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職。

他每選用官吏，皆先秉承晉武帝意旨，且親作評論，時人稱之為「山公啟事」。曾多次以老病辭官，皆不準。太康三年（282年），升為司徒，以老病歸家。次年去世，年七十九，謚號「康」。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輯本。

4、向秀（約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內懷（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賢之一 。向秀雅好讀書，與嵇康、呂安等人相善，隱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呂安被司馬昭害死後，向秀應本郡的郡上計到洛陽，受司馬昭接見，後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泰始八年（272年）去世。

向秀喜談老莊之學，曾注《莊子》，被贊為「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世說新語·文學》）」，惜注未成便過世，郭象承其《莊子注》余緒，完成了對莊子的注釋。另有作品《思舊賦》、《難嵇叔夜養生論》。

5、劉伶（生卒年不詳，一說約221年-約300年），字伯倫，沛國（今安徽淮北）人，魏晉時期名士，與阮籍、嵇康、山濤、向秀、王戎和阮咸並稱為「竹林七賢」 。

劉伶嗜酒不羈，被稱為「醉侯」 ，好老莊之學，追求自由逍遙、無為而治。曾在建威將軍王戎幕府下任參軍，因無所作為而罷官。 泰始二（266）年朝廷徵召劉伶再次入朝為官，被劉伶拒絕，後卒。

劉伶現今存世的作品只有《酒德頌》 和《北芒客舍》 。其作品生動的反映了魏晉名士崇尚玄虛、消極頹廢的心態，也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蔑視及對自然的嚮往， 後世以劉伶為蔑視禮法、縱酒避世的典型。

6、王戎（234年－305年7月11日），字濬沖。琅玡臨沂（今山東臨沂白沙埠鎮諸葛村）人。三國至西晉時期名士、官員，「竹林七賢」之一。

王戎出身琅玡王氏。長於清談，以精闢的品評與識鑒而著稱。最初襲父爵貞陵亭侯，被司馬昭辟為掾屬。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將軍。後參與晉滅吳之戰，吳國平定後，因功進封安豐縣侯。在荊州拉攏士人，頗有成效。又被徵召為侍中，遷任光祿勛。

歷任吏部尚書、太子太傅、中書令、尚書左僕射等職，並領吏部事務。元康七年（296年），升任司徒。王戎認為天下將亂，於是不理世事，以山水遊玩為樂。司馬倫殺張華等，王戎因是裴頠的岳丈而被免。又起用為尚書令，再遷司徒。

7、阮咸（約222～278年）字仲容，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南）人。 魏晉時期名士。阮籍之侄，與阮籍並稱為「大小阮」；又與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並稱為「竹林七賢」。卒年56歲

阮咸在仕途上並不得意，任散騎侍郎時，山濤推舉阮咸主持選舉，晉武帝認為阮咸好酒虛浮，於是不用他。因質疑荀勖的音律而遭到其記恨，貶為始平太守。後無疾而終。

阮咸精通音律，善彈琵琶，時號「妙達八音」，有「神解」之譽 。存世的作品有《律議》、《與姑書》。「阮咸」這一樂器也是因其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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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系》的文章中說，魏晉風度與服葯關系很大。因為他們煉出的丹葯是有毒的，所以吃了後渾身發熱，需要吃冷食，洗冷水澡才能給自己降溫。而且不能穿厚衣服，衣服需要寬松，因為吃葯之後，皮膚瘙癢，很脆弱，如果衣服太緊太窄，會把皮膚磨破，至於鞋子，赤腳最好。

此外他們還要光著腳丫子從家裡走出來「發散」（「散」是葯的意思），「散步」一詞就是這么來的。路上遇到同樣出來散步的熟人，就一起找個陰涼地方（比如竹林）坐下來聊天。但政治斗爭使他們對所謂熟人並不信任，害怕自己因為闡述政治觀點而被對方告發，只好答非所問地胡扯一些玄之又玄的話題。

這時候，天色將晚，那些在田裡製造糧草的老農扛著鋤頭回家，經過竹林，看到了他們，覺得他們真是很有「風度」，太讓人羨慕了。

嵇康和阮籍算是這些名士里最有「風度」的人了。為了避免殺身之禍，阮籍酗酒，讓自己長期處於醉酒狀態，那樣就沒人對他當真了。他一喝多除了嘴中發出哨聲之外，還經常帶著僕人驅車而行，這是沒有任何目的的游盪。

到了路的盡頭，再也無路可走時，他就在道路的盡頭痛哭。對於他所厭惡的人，他喜歡翻白眼，對於喜愛的人，則青眼有加。

③ 三國著名文學家吳質簡介

吳質生平簡介

吳質，出生於公元177年，死於公元230年，他的字為季重，是兗州的濟陰人，也就是在現今的山東省定陶西北部。吳質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他的官做到了振威大將軍，任職假節都督在河北，是諸軍事的人才，還被封為了列侯。

起初因為吳質文才出眾而被曹丕所重視和喜愛。在後來，魏文帝曹丕，他在立為太子的艱難的過程中，吳質一直出謀劃策，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辦法，可以說是立下了大功。

吳質和司馬懿、陳群，還有朱鑠，四人一起被人們稱作為曹丕的「四友」。他的為人是十分放誕不羈，也是很怙威肆行的。吳質死以後被人們謚稱為「丑侯」。經過吳質的兒子吳應多次上疏，進行申辯，表示這個名稱不符合父親生前的行為總結，所以在正元年間的時候才改謚稱為「威侯」。

吳質，當時在朝歌當一個縣長，他是曹丕的心腹和親信。他在三國演義中的第七十二回的時候登場。此時的曹操是想要立曹植作為世子，去繼承自己的位置。曹丕深感為患，於是用車載了一個廢簏，在裡面藏了吳質，以此帶他進入府內，一起共謀對策。楊修是曹植的心腹，知道這個消息就告訴了曹操。曹丕十分恐慌，把這些告訴吳質，吳質說這有什麼好擔心的，明天可以放置絹布在簏中，用車運送，以此迷惑他們。曹丕用了這個計謀，用車載了大簏，並且裝絹布進入，楊修看到又去曹操那裡告狀，但是查了之後發現沒有人，曹丕因此沒有罪責。可見吳質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吳質與曹丕

起初因為吳質的文才十分出眾，所以被曹丕所欣賞和喜愛。在後來的過程中，魏文帝曹丕，在爭取太子之位的艱難過程中，吳質一直幫助曹丕出謀劃策，提出自己的建議和辦法，立下了不少功勞。

曹魏高祖文皇帝就是曹丕，他的字為子桓，是三國時期一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是曹魏開國的皇帝，在位時間是公元220年到226年。是沛國譙人。曹丕是魏武帝曹操和卞夫人的大兒子。曹丕從小文武雙全，八歲就能提筆寫文，擅長騎射之術，喜好擊劍，博覽古今的許多經傳，而且通曉諸子百家的很多不同類型的學說。在公元220年正月的時候，曹操不幸逝世了，曹丕在任命過丞相、魏王之後，受禪進行登基，他以魏去代替漢，結束了漢朝多達四百年的統治。吳質是曹丕的心腹，一直以來盡心竭力去為曹丕出謀劃策，一直助他登上王位，可謂殫精竭慮，忠心耿耿。曹丕也是很信任吳質，經常有困難就找吳質商量，聽取他的意見，將他看作自己人。

吳質三國志記載

剩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魏略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五官將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原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釭間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觀瞻，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瓶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雲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沈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並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後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幾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黽勉，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群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群，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丑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文學成就

軍師聯盟—吳質被貶吳質出身「單家」，又不能取「與鄉里相浮沉」的態度，所以不能躋身漢末的名士派之列，得以在政治領域大顯頭腳；縱然後來曹丕征吳質到洛陽，亦「不為鄉里所饒」（《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典略》）。當然還有另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其文學才力不能與建安七子相匹敵，所以不能以文學實績顯名於建安文壇。《三國志·魏志·吳質傳》曾稱：吳質「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究其實，其中當有更復雜的政治原因。

曹操喜歡延納文學之士，曹丕、曹植亦有乃父之風，除交結建安七子之外，身邊還集結著一批年輕的文士，曹操立嗣問題不明朗時，曹丕、曹植以及他們身邊的文士還能相得以處；當曹操立嗣問題突出來後，雙方就各自施展方略尖銳對立起來。《三國志·魏志·曹植傳》裴松之注引《世語》：楊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三國志·魏志·吳質傳》裴松之注引《魏略》：「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淄侯植並送路側。植稱頌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皆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可以說，吳質當是曹丕的智囊人物，使曹丕對他刮目相看。不過，吳質並非不沾文學的邊緣。《三國志·魏志·吳質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將軍（曹丕）為世子，質與劉楨升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四年後，吳質回京述職，曹丕盛張宴席，款待久違的吳質，為之曹植曾寫作《與吳季重書》，微言大義，期冀吳質能「為我張目」；當然其中也有提到吳質依仗曹丕的支撐所張揚的驕奢氣焰。吳質即作《答東阿王書》，申明「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只不過是「恃平原養士之懿」，實「愧無毛遂耀穎之才」，露出仗人以假威的'心跡。至於「張目」一事，吳質則借「儒墨不同，固以文矣」，把曹植搪塞過去。這篇答書，詞繁藻麗，典奧實密，假之以「愧無毛遂耀穎之才」相貫串，前後嚴密布成一體，亦可以說頗得建安文學「以氣為主寫文章」（魯迅：《而已集》）的風氣。

建安二十年後，陳琳、應瑒、劉楨、徐乾等先後為疫病奪去生命，曹丕手編陳琳等的文集。編訖，不勝感慨，作《與吳質書》。曹丕之文，貫串了《典論·論文》的精神，為陳琳等人的「不朽」大加吹噓，同時亦哀嘆人生的短促：「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字里行間，充滿著懷舊的真情實感。當然在曹操依然掌握著大權的時候，曹丕只能向吳質這位同類披露胸懷。吳質針對曹丕的感傷，也不免自我感傷一番：「臣獨何得，以堪久長。」但吳質的自我感傷，只不過是表示同情曹丕對陳琳等人的追念，真正的目的卻是在數落了陳琳之短後，而稱頌曹丕集數子之長：「伏惟所天，伏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至於論及年齒，吳質自謂行年四十有二，尚思「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何況曹丕只「年齊蕭王（指漢光武帝劉秀）」，而又「才實百之」，正是建功立業之時，是不宜自墜其志的。《答魏太子箋》應該說是吳質與曹丕私人之間的私人書信往來，就其各布衷心亦見肺腑，並不乏英邁之氣。然而作為歷史的評判，則可見吳質諛於曹丕的一面。

曹丕還作有《與朝歌令吳質書》一篇，吳質亦有《在元城與魏太子》書的回復。曹丕作書於軍旅之際，憶起昔時在河北與吳質等人的優游情景，有洗卻俗務、追思舊友之心。而吳質的報書則承曹丕之旨，表面上是感恩戴德，希冀在偏遠邊鄙的地方做出一番事業；但內心深處，則是借自遜才不能理疆：「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激，思入京城，彼豈虛談誇論，狂耀世俗哉？」能夠得到曹丕之援回到京都。文章迂遠回曲，狀寫元城風物，歷史亦明白如畫；至於所抒情慨，亦頗得建安文學悲涼慷慨的余韻。

由於吳質的固結曹丕，在曹丕代漢立魏後，吳質位至振威將軍，並假節鉞督河北。其存世作品很少，僅有答曹丕書兩篇，答曹植書一篇，收錄在《昭明文選》里。還有《思慕詩》一首，存《三國志》本傳注中。

④ 曹丕的故事!您是怎樣看待這一歷史人物呢

金戈鐵馬間的多愁善感
——論曹子桓

一．曹丕生平

曹丕，字子桓，生於靈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死於魏黃初七年（公元226年）。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亂世，曹丕便「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典論自序說道：「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 他多次隨其父於金戈鐵馬間南征北戰，目睹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慘狀，「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所有這一切，為他以後的詩歌創作提供了真實的生活基礎，也確實在他的詩歌里得到了真實的反映。
眾所周知，曹操是一個很重視人才的人，作為曹操的兒子，沒有才華是得不到賞識的，更談不上立為太子，《典論·自序》中說道：「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難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曹植《魏德論》中也說曹丕：「既游精於萬機，探幽洞深；復迫遙乎六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固，容與乎道術之疆釁」。正因為曹丕的好學博學，使得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頁。

二．曹丕的文學理論

曹丕在稱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壇，與吳質書說道：「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可見當時曹丕和文士們是很親密也是很投機的。從他的《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可以看出曹丕對文學是很重視的。而他的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乃至整個文學發展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典論·論文》便集中的表達了他的見解：
首先，在《典論·論文》中，曹丕通過比較分析研究了文學和其他著作的區別，研究了文體對風格的要求，從而第一次提出了文體論，其中說道：「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即是從根本上說，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體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點。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時代，文史哲相互夾雜，渾然一體，著眼點在「本」而不在「末」；兩漢時期，雖然儒家著作被排除在了文學之外，但也沒有系統性的提出文學的體裁和類別。把「本」，「末」結合起來提出文體論的這一創造性觀點的，就是曹丕。當然，曹丕對文體的闡述也並不十分具體，但他的觀點對後來文體論的研究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唐魏徵的《群書治要》收集的桓范的《世要論》中的《序作》、《贊象》、《銘誄》就可以說是對曹丕的觀點的詳細闡釋與發展, 其中「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就是曹丕的「書論宜理」的意思,桓范批評漢碑銘文之虛妄就是對曹丕「銘誄尚實」的闡釋，又如劉勰《文心雕龍》從《辯騷》到《書記》二十一篇都是從文學本身出發對文體論的研究，後來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科也完全與曹丕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類似。可見曹丕文體論的提出，既劃清了文藝作品與其他思想類，歷史類等作品的界限，有推動了後世對文體的研究。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曹丕所認為的「尚實」的不僅局限於銘誄之中，他在《答卞蘭教》中說「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可見他認為其它文體的作品同樣應該「尚實」。其實曹丕本來就是一個立足於現實的人，《折楊柳行》中明說了「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這樣的思想在封建統治者的身上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在《典論·論文》中，曹丕提出了「文氣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抽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 在此曹丕提出了以「氣」來論作家及其作品的觀點，在《典論·論文》中他就以「氣」來論建安七子：「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察之匹也。如粲之《初征入《登樓》、《槐賦》、《征思》，於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作「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那麼曹丕所說的「氣」到底所指為何呢？劉勰《文心雕龍·風骨》中說道：「夫 翟備色，而 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乏，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這里劉勰所提出的「風骨」其實就是對曹丕的「氣」的具體闡釋，紀均評道「氣即風骨，更無本末」。《風骨》篇說：「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於風者，述情必顯」，還說「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乏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念也」，也就是說作品沒有了思想感情是不會有風骨的，也就不會有氣，可見曹丕所說的「氣」，是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體，也就是作品的風格。

作者： 他年眸 2006-2-8 13:29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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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戈鐵馬間的多愁善感(論曹子桓)
通過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論王粲所說的「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論徐幹時所說的「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可以發現，曹丕認為作品的風格差異的根源是作家的個性，作家們的個性不同，寫出來的文章的風格就不同（「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而社會形式對各種作品的需求又不同。所以，曹丕是把作家的個性、作品的風格、社會的形式聯系起來分析的，這為我國文學批評的風格論開了先河，對後世的文學批評風格論影響甚大：陸機談到風格時所說的「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述者唯曠」；鍾嶸《詩品》評曹植「骨氣奇高，詞才華茂」，評張華「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中說的：「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深淺，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是以筆區雲諛，文苑波詭者矣」，他將文章分為八類，稱作「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而這「八體」都是因作家個性而不同的，「吐納英華，莫非情性」，這都繼承了曹丕的作家的個性與其作品的風格的統一性的觀點，當然，劉勰對此的論述比曹丕更進一步了。
再者，中國古代，「文人相輕」普遍存在，這是由於文人「善於自見」、「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為賢」。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一是封建王朝對百姓思想上的禁錮,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文人們恃才傲物，輕視他人，二是古代信息不發達,由於地域的差異而造成了思想意識的不同,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談到這個問題就說道:「 雖在普天率土大一統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為己長彼短之本。至於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義之評量，更類七國五胡之爭長，亦風雅之相斫書矣」。這種「文人相輕」的現象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則是見識短淺，反映在文學批評上則是所論偏激。曹丕對這「自古有之」的現象，認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不能以己為善，強加於人，而應該以「審己以度人」的觀點來對待文學評論。當然，文人相輕是一種當時普遍存在的現象，難以從根本上改變，曹丕此論也不例外，但不可否認，這種觀點是具有預見性和超越時代性的。
最後，對於文學的社會價值，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說文學作品可以陶冶情操，王充在論衡中提出了「為世用」的觀點，稱其「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一篇無補」，一言以蔽之，就是說文學是為思想服務的，而在封建時代，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所以當時辭賦一類的作品知識用來「作樂」的，揚雄甚至說它「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但曹丕則所見與前者不同，他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學作為一個「專業」提了出來，認為文學雖然可以為政治服務，但絕非政治的附庸，所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這樣的觀點無疑是很客觀的，正是基於這種觀點，他才能對文人們進行客觀的評價，如「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意未能及已』」；也正是曹丕以其九五之尊的地位肯定了文章也可以「經國」，可以「不朽」，把眾多知識分子從皓首窮經的桎梏中解脫了出來，從而造就了建安文學蒸蒸日上的空前盛況。另外，曹丕對文學的價值的肯定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之後，范曄《後漢書》首創了《文苑論》，再後來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成為中國古代文學評論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當然,曹丕作為封建統治者,他所說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樂榮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除了肯定文學的社會作用之外，還可以認為是對文士們的一種警告，他明確指出，文人的最佳處世方式是「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要想著什麼立功揚名，以免招來殺身之禍。我們知道古代所說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而曹丕的觀點至少有兩點與此不同，他直接把「立功」排除在外，然後又以「著篇章」代替了「立言」，這顯然是為了鞏固他的統治的。自古以來，帝王對人才可以說是又愛又怕，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敵破臣亡，曹丕此舉，較之二者無疑有很大的進步，但還是難免落其窠臼，這大概就是時代的局限，歷史的深積，才高如曹丕者，也未能超脫其外。

作者： 他年眸 2006-2-8 13:29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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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戈鐵馬間的多愁善感(論曹子桓)

三．曹丕的詩歌

《燕歌行》（其一）：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善哉行》（其一）：
上山採薇，薄暮苦飢。溪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群雊，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郁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游。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燕歌行》是曹丕通過「男子而作閨音」的性別變換寫成的「代言體」詩歌。從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講，《燕歌行》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比較完整的七言詩。在它之前，《詩經》中的七言詩非常少，而且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從用韻上講都與真正的七言詩相去甚遠，而《楚辭》中的七言詩又沿用了詩經中的「兮」等字眼，不能與後來大規模發展的七言詩相提並論，漢代樂府中雖然七言句從規模上說有了一定的發展，但也只是夾雜在各種句式之間，沒有真正的獨立。再回過頭來看《燕歌行》，句句用韻，一韻到底，而且都是押的平聲韻，這是典型的近體詩風格，到了唐代才有了大規模的發展和更新，所以在詩歌史上，《燕歌行》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曹丕的開創之功是毋庸置疑的。從內容上講，它描寫的是一個女子在秋夜遙望銀河,見牛郎織女而懷念遠出未歸的丈夫,它真實的反映了戰亂給社會、人民帶來苦痛,情意悱惻，悲不自勝，清人吳淇說它「風調極其蒼涼」，這句話很能代表曹丕的詩的整體風格，作為曹操的後繼者，他少了曹操「濟天漢，至昆侖」那種舍我其誰的霸氣，多了「草木搖落露為霜」那種對離悉別恨的幽沉感傷。眾所周知，曹丕與曹植爭寵，表現得工於心計，善於偽飾，掌權後的一系列對諸王進行嚴密控制與無盡迫害的政策也表現了他殘暴的一面，但通過《燕歌行》這一系列的作品我們又發現了曹丕多愁善感、浮華浪漫的一面。元稹說他的詩「遒文壯節，抑揚哀怨，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清人陳祚明也說其「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動盻無非可憐之緒」。所以說曹丕的性格是具有兩面性、矛盾性的。試想，一個人處心積慮的想登上權利的顛峰，這必然導致他善於偽飾，刻薄寡恩，這讓他不能隨意的把自身感受體現出來，而同時他內心本來又是體恤多情，所見所感極多，這樣就很容易發出「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的感慨。所以，在曹丕「貴公子」、「同根相煎太急」的表面下，藏著一顆孤寂又無奈的心。
或許正是曹丕內心的多愁善感與孤寂，使得他對思婦「傷煢獨之無恃」的心情覽之無余，同時又借之以表達自己內心的孤獨。這樣的作品在曹丕的詩歌中佔有較大的比例，如《寡婦賦》、《出婦賦》、《離居賦》、《感離賦》等。
也正是由於內心的孤獨，使得曹丕對人生「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感慨良多。「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另外《大牆上篙行》：「人生居天地間，忽如飛鳥棲枯枝」、「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為何自苦，使我心悲」，《芙蓉池作》：「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邀游快心意，保己終百年」等等都表現了曹丕對人生苦短的無奈。曹丕對人生的深入思考和感慨在古代帝王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不要說在他失意時，就是在「延賓高會，酒酣樂作」之後，也會「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在「丹霞蔽日，采虹垂天」之前，也會哀嘆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就現代看來，這樣的思想似乎有些消極，但首先，這種消極是來自於當時社會的動亂，經天緯地如諸葛亮者，躬耕之時尚且「苟全性命於亂世」，其二，曹丕雖然認為「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但作為帝王之尊，他不象李煜那樣文而不治，不象福臨那樣出家為僧，更不像劉徹那樣「不問蒼生問鬼神」，在政治上，他也力求勵精圖治，劉克奘《後村詩話》中就說他「憂至死未終，何時而可樂乎？」更何況即使是雄才大略、戎馬一生的曹操不也一樣感慨「人生幾何」、「去日苦多」？所以，曹丕這種對人生看似有些消極但實際上很客觀的看法顯然是無可厚非的。
從整體說來，曹丕的詩歌雖然也有「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搖；躍甲卒之皓旰兮」（《述征賦》）那一類描寫出征的壯觀的，但不具有代表性，他的詩大多屬於悲滄凄涼的風格，作為一個政治家，也許這有些和身份不符，比如陳嚴肖就評論曹丕道：「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作為政治家而能體恤人情，更是難能可貴的。

最後，我想引用陳壽《三國志》中的一句話來概括曹丕：「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文，博文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以曠達之度，邁志存之道，克廣德之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哉！」

⑤ 歷史上隨波逐流的人，出於無奈，不能堅守自己的性

阮籍正是這樣的人，本有箕山之志，面對嵇康的死，只能向司馬氏家族妥協，入世做官。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三國時期魏詩人。字嗣宗。陳留（今屬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賢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採取謹慎避禍的態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詠懷》、《大人先生傳》等，其著作收錄在《阮籍集》中。

⑥ 嵇康的一個典故

嵇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262年），字叔夜。漢族，譙國銍縣（今安徽省濉溪縣）人。三國曹魏時著名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正始末年與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學新風，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 ，為「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嵇康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 ，官至曹魏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後因得罪鍾會，為其誣陷，而被司馬昭處死，年僅三十九歲。
軼事典故

從容受刑：
呂安之妻徐氏貌美，被呂安的兄長呂巽迷奸，呂安憤恨之下欲狀告呂巽。嵇康與呂巽、呂安兄弟均有交往，故勸呂安不要揭發家醜，以全門第清譽。但呂巽害怕報復，遂先發制人，反誣告呂安不孝，呂安遂被官府收捕。嵇康義憤，遂出面為呂安作證，觸怒大將軍司馬昭。此時，與嵇康素有恩怨的鍾會，趁機向司馬昭陷害嵇康，將呂安、嵇康都處死。
行刑當日，三千名太學生集體請願，請求赦免嵇康，並要求讓嵇康來太學做老師，這些要求並沒有被同意。臨刑前，嵇康神色不變，如同平常一般。他顧看了日影，離行刑尚有一段時間，便向兄長嵇喜要來平時愛用的琴，在刑場上撫了一曲《廣陵散》。曲畢，嵇康把琴放下，嘆息道：「從前袁孝尼（袁准）曾跟我學習《廣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廣陵散》現在要失傳了。」（《廣陵散》並不是嵇康獨作）說完後，從容就戮。海內的士人，沒有不痛惜的。司馬昭不久後才意識到錯誤，並深為後悔。謝萬將其列為「八賢」之一。袁宏在《名士傳》中稱嵇康等七人為「竹林名士」。
狂放任性:嵇康曠達狂放，自由懶散，「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養，不能沐也」，再加上他幼年喪父，故而經常放縱自己，「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成年的他接受老莊之後，「重增其放，使榮進之心日頹」。在懶散與自由里孕育著嵇康的狂放和曠達。
嵇康年輕時傲世，對禮法之士不屑一顧。向秀曾敘述其與嵇康的友誼：「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42] 鍾會陷害嵇康時，給其安上的一個罪名就是「言論放盪，非毀典謨」。
鄙視權貴:鍾會身出名門，是鍾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氣」，年少得志，十九歲入仕，為秘書郎，三年後又升為尚書郎，二十九歲時就已進封為關內侯。但是嵇康拒絕與其交往。但鍾會對年長其兩歲的嵇康，卻敬佩有加。《世說新語》記載：鍾會撰寫完《四本論》時，想求嵇康一見，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於戶外遙擲，便回怠走」。[43] 顯赫後的鍾會再次造訪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繼續在家門口的大樹下「鍛鐵」，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鍾會覺得無趣，於是悻悻地離開。嵇康在這個時候終於說話，他問鍾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鍾會對此記恨在心。
隱於竹林:嵇康回歸自然，超然物外得自在，不為世俗所拘，而又重情誼。《文士傳》里說嵇康「性絕巧，能鍛鐵」。嵇康愛好打鐵，鐵鋪子在後園一棵枝葉茂密的柳樹下，他引來山泉，繞著柳樹築了一個小小的游泳池，打鐵累了，就跳進池子里泡一會兒。見到的人不是贊嘆他「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就是誇他「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晉書·嵇康傳》寫道：「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他在以打鐵來表示自己的「遠邁不群」和藐視世俗，這是其的精神特質的體現。

仗義執言:本來呂巽、呂安兩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這兩兄弟突然間鬧出了一場震驚遠近的大官司。呂巽見弟媳徐氏貌美，乘呂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將其姦汙。事發後，呂安欲訴之於官。呂巽急忙請嵇康從中調停。嵇康因與二人的關系非同一般，遂應呂巽之請，出面調停，把這件事情按了下來。可是，事後呂巽卻倒打一耙，惡人先告狀，說呂安不孝順，竟然敢撾母親之面。有口難辯的呂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貴的朋友嵇康。嵇康拍案而起。嵇康寫下了《與呂長悌絕交書》，痛罵呂巽一頓。他想通過絕交來表白自身的好惡，他也想通過絕交來論證朋友的含義。呂安入獄後，為了說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調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入監獄。

嵇紹不孤
嵇康臨死前，將自己的兒女託付給了山濤，並且對自己的兒子嵇紹說：「山公尚在，汝不孤矣。」（一說「巨源在，汝不孤矣。」） 嵇康死後，山濤對待嵇紹就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沒有辜負嵇康的重託，一直把嵇紹子培養成才。這就是成語「嵇紹不孤」的由來。

⑦ 竹林七賢的故事

竹林七賢指的是三國魏國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他們放盪不羈，不拘禮法，常聚集於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中酣歌縱酒，故稱竹林七賢。

1、嵇康

嵇康，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稱嵇中散。嵇康雖然家世儒學，但卻崇尚老莊，追求自然之道。他最擅長鼓琴，一曲《廣陵散》天下聞名。他本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所以與後來的司馬氏政權格格不入。嵇康的朋友山濤為司馬氏的大官，離職時推薦他，嵇康就寫下了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山濤絕交。後最終被司馬昭尋找介面殺掉。

2、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阮籍本有意於在政壇上有一番作為，但當時政治風雲變幻，於是採取謹慎避禍的態度，有時閉門不出，有時四處遊玩，有時也做出些放盪的舉動。但他對司馬氏政權並不做直接對抗，故一生平安無禍。

3、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人。山濤以其風神氣度聞名於當時，世人說他像璞玉渾金，修養深厚而不外露，對他評價很高。與嵇康、阮籍不同，山濤的政治生涯比較順利，先是在曹氏集團中任職，後又很得司馬氏的重用，管至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

4、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人。向秀本願做一個笑傲山林的隱士，但嵇康被殺後，他迫於壓力不得不出來做官，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向秀對老莊之學有深入的研究，曾注《莊子》一書，影響非常大。今日流傳的郭象的《莊子注》，其實就是在向秀的基礎上完成的。

5、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州）人。他對司馬氏政權深惡痛絕，就行為狂放，以做掩飾。有次他在屋裡裸體，來客責問他，劉伶卻說：「我以天地為舍，以屋室為褲，你幹嘛鑽到我的褲子中?」他以嗜酒留名於後世，出外時經常帶著酒壺，邊走邊飲，還曾作《酒德頌》一篇。

6、阮咸

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阮籍之侄，二人合稱為「大小阮」。他歷官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懂音律，以善彈琵琶而聞名。行為不守禮法，任意而為。一次和親友喝酒，他不用酒杯而用大盆，酩酊大醉之時，有一大群豬走進來飲酒，阮咸就和豬一起喝酒，一時為人所笑。

7、王戎

王戎，字沖，琅琊臨沂（今屬山東臨沂）人。王戎從小聰明伶俐，長大後能言善辯。在「七賢」中他是比較世俗的一位。他熱衷於投機鑽營，仕途也飛黃騰達，官至司徒。王戎性格吝嗇，喜歡聚財。他家中有品質優良的李樹，但怕別人得到種子，就把核剝出來然後出售，受到世人的譏諷。

⑧ 《世說新語•言語第二》18、向子期畏誅

嵇中散被殺以後，向子期被郡守舉薦呈送郡國帳簿到京都洛陽去，司馬文王召見他，問道：「聽說您有意隱居不出，為什麼會在這里？」向子期回答說：「巢父、許由是孤高傲世的人，不值得稱贊羨慕。」文王聽了，大為贊賞。

【原文】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典故】

箕山之志：箕山，山名，在今河南鄭州登封市東南。堯時巢父、許由在箕山隱居，因以箕山之志代指歸隱之志。下文「巢、許」即此二人，均堯時賢士，堯先後禪位與二人，堅辭不受。

【人物】

嵇中散：嵇康（223—262）：字叔夜，魏譙郡 銍縣 （今 安徽 宿縣西南）人。先人本姓奚，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後避禍至銍家於嵇山之側，因以為姓。為 曹操 曾孫 女婿   ，拜郎中，調 中散大夫 ，世稱「嵇中散」。嵇康幼年聰穎，博覽群書，廣習諸藝，工詩文，善鼓琴，精樂理，崇尚 老莊學說 ，常言養生服食之事。與 阮籍 等竹林名士共倡 玄學 新風，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 」 ，為竹林七賢的 精神領袖 。因不滿司馬氏擅權，菲薄湯武周孔，為禮法之士所嫉恨。後遭司隸校尉鍾會構陷，被司馬昭所殺，時年四十歲。有《嵇康集》傳世。

向子期：向秀（約227－272），字子期， 河內 懷 （今河南 武陟 西南）人。雅好讀書，隱居不仕，與 嵇康 、 呂安 等人相善，為「竹林七賢」之一。喜談 老莊 之學，曾注《 莊子 》，未畢而卒， 郭象 承其餘緒，成書《 莊子注 》三十三篇，對 魏晉玄學 有深刻的影響。另有作品《 思舊賦 》、《 難嵇叔夜養生論 》等。 景元 四年（263）嵇康、呂安遇害後，舉郡計入洛，受到 司馬昭 接見，後官至 黃門侍郎 、 散騎常侍 ，泰始八年（272）去世。

文王：司馬昭（211—265），字子上，魏河內溫縣（今屬河南）人。司馬懿次子，早年隨父抗擊蜀漢，多有戰功。累官洛陽典農中郎將，封 新城鄉 侯。正元二年（255），繼兄司馬師為大將軍，專國政，並謀代魏。魏帝 曹髦 謂之：「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甘露 五年（260），司馬昭弒 曹髦 ，立 曹奐 為帝。 景元 四年（263年），分兵遣 鍾會 、 鄧艾 、 諸葛緒 三路滅亡蜀漢，封晉公。次年，進爵晉王。咸熙二年（265）病逝，年五十四，葬於 崇陽陵 。數月後，其子司馬炎代魏稱帝，建立 晉朝 ，追尊司馬昭為文帝， 廟號 太祖。

⑨ 魏晉南北朝文化成果的代表人物 都有哪些

1、魏晉時期洛陽的玄風及其東渡
漢末三國，由儒學到玄學的轉化中，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著重要的影響，他們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
魏晉之際，司馬氏為了奪權，對黨於曹氏的反對派，採取了殘酷的鎮壓
手段。這就使得玄學陣營出現分化。依附司馬氏的一派（他們之中也有並非
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頭），一面談玄一面不離名教。如王衍，
就一面談玄，一面欣賞桓修的老莊和聖教「將無同」的答案。山濤「性好老
庄」，是所謂竹林七賢之一，他曾上疏晉武帝，勸他對百姓「崇風尚教以敦
之」（《晉書·山濤傳》）。所謂「尚教」，自然是儒家名教。黨於曹氏的
一派，他們不願意與司馬氏合作，但又怕有殺頭的危險。於是他們一方面向
司馬氏低頭，一方面又曠達放誕，不務世事。阮籍和向秀就是例子。據《晉
書·阮籍傳》稱：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
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卧為常。」嵇康被殺後，向秀應本郡計入洛陽。
司馬昭問他：「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說：「以為巢許狷介
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晉書·向秀傳》）
衛玠，
可以說是稍後於阮籍等人的玄學代表人物，他也從洛陽來到江東。東晉初年
掌權的人物，如王敦、王導、庾亮，都是玄學中或受玄學影響的人物。
2、儒學傳統地位的繼續
五德終始思想在十六國時期又大盛起來。十六國的君主都信奉這一套，
定服色，定德性，信災異樣瑞之說。石勒以趙承金（晉為金德），為水德，
旗幟尚黑，牲牡尚玄。發生日蝕，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
（《晉書·石勒載記》）。前燕慕容攜，也以自己為水德，承金之後，旗幟
尚黑，牲牡尚玄（《晉書·慕容􏦦載記》）。後秦姚萇，自謂是以火德承秦
氏木行（《晉書·姚萇載記》）。姚興以日月薄蝕，災青屢見，降號稱王，
下書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晉書·姚興載記》）。
3、佛經的翻譯和佛教思想的傳播
在佛經翻譯和佛教思想介紹中，作出重要貢獻的高僧有釋道安、鳩摩羅
什、慧遠等人。
4、道教的形成和發展
東漢晚年，在漢中有張修、張魯宣揚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東方八州
有張角宣揚的太平道。
東晉初年，葛洪著《抱朴子》，為長生求仙說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說是
神仙道教的理論家。
南北朝時期，陶弘景和寇謙之分別成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
南北朝統治者都曾對道教有所尊崇。
5、無神論的戰斗傳統
北魏北周的滅佛，和北齊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強迫進行的活動，談不到
無神論對有神論的斗爭。這是北朝反佛、道活動的特點。南朝跟北朝不同，
從宋到梁，有神無神、神滅不滅的論爭不斷。這種論爭，是中古社會唯物主
義和唯心主義之間論爭的一種特殊形式。范縝是南朝反對有神論的旗手，他
的《神滅論》是震撼當代思想領域的唯物主義的傑作。在他以前，有孫盛、
何承天、范曄，與他約略同時的劉峻，都是闡揚無神論的學者，也都是南朝
的人物，而孫盛、何承天、范曄又都是歷史學家，劉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
6、歷史撰述的成就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偽歷史撰述，繼司馬遷班固之後，有新的成就。它
的代表作，有陳壽的《三國志》、裴宏的《後漢書》和范曄的《後漢書》。
成就不如這四部書，頁在紀傳體史書中還佔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馬彪《續漢
書》的志，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和魏收的《魏書》。
7、建安文學
建安時期（196—219），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盛世。這時期出現了享有
盛名的文學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的詩文，反映了
時代的動亂和動亂給人民生活帶來的痛苦。他們詩文的風格，慷慨蒼涼、意
境深沉卻又富有生氣。《文心雕龍·時序》稱：「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
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建安七子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禹、應瑒、劉楨。
8、兩晉文學
正始以後，直到兩晉之際，玄言詩是主流。《詩品·總論》說：「永嘉
貴黃老，祖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
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詩作既然
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他們便轉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龍·情采篇》評西晉
的作品是：「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內容，文指形式。這就
是說不注意內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義道路。太康中有所謂三張（張
華、張載、張協）、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尼、潘岳）、一左（左
思），號為文章中興。其實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9、東晉南朝的玄言詩和山水詩
東晉初年的詩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詩富於文采，代表作是《遊仙詩》。
託名遊仙，實是表示對現實不滿。
晉末宋初，文學造詣高的有陶淵明、鮑照、謝靈運、顏延之。鮑照的文
學造詣要比謝靈運、顏延之為高。
10、永明體
南齊時，出現了「永明體」的詩。齊竟陵王子良周圍聚集了許多文人，
其中沈約、謝跳等八人尤為竟陵王子良所重，號為竟陵八友。謝脁最長於詩。
謝朓的詩，與謝靈運一樣也寫山水。但他的詩風清新流麗，與謝靈運精雕細
刻不同。
11、小說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說，保存下來或部分保存下來的，還不少。
其中晉人於寶的《搜神記》，成就是最高的。
這類小說，最早的是託名漢劉歆著的《西京雜記》。
專門記載人物軼事的小說故事最早的，大約是東晉裴啟的《語林》。此
書收集了漢魏以來一直到東晉穆帝時的門閥世族，名士顯宦的言行軼事。所
記故事新穎，文筆清新，當時曾風行一時。東晉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啟《語
林》的風格體例，著《郭子》三卷。
這類書中，最負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劉宋宗室臨川王義慶的《世說
新語》。
12、文學評論
先秦典籍和兩漢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評論文學作品，但沒有文學
批評的專門著作。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先後出現了曹丕《典論·論文》、
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等專門批評文學作品的
著作。
13、繪畫
三國時的大畫家，有曹不興，善畫大幅人像。他是畫中國佛像畫的始祖。
曹不興弟子出名的有衛協和張墨，他們在晉時被稱為「畫聖」。他們也擅畫
人物，所畫人物畫不僅相貌逼真，而且富有神采。
中國歷史上傑出的大畫家東晉顧愷之，就是衛協的大弟子。顧愷之善畫
人物，他畫的人物，傳神致妙、栩栩如生。
宋齊時期，繪畫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陸探微和宗
炳等，在齊有謝赫等，梁有張僧繇等。宗炳畫山水畫，其他都是畫人物的。
14、書法
漢字書法，也是一門藝術。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書法家輩出。三國時
有鍾繇、蔡邕、劉德升、胡昭。西晉時有索靖、衛瓘、衛鑠（世稱衛夫人）。
東晉時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蕭思話、范曄、薄紹
之、釋智永等。這是魏晉南朝系統。

⑩ 閱讀 世說新語 ,參照示例,摘錄一則故事，並對人物進行簡要評點。快點

《王戎夙慧》

原文：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游，見道旁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
「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賞析：表現了王戎小小年紀就對事物有很高的洞察力，心思細膩，而且遇事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