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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報刊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誕生

發布時間:2022-10-04 05:52:28

⑴ 求中國民營商業報刊的發展歷程,興起、發展、繁榮、消亡這四個階段具體對應哪些歷史時期和年代

近現代的中國報紙,除去被稱為「蟻報」的小報,其主流範式大概有三種:民營商業報紙(商人辦報)、專業報紙(文人辦報)和黨報系統(政黨辦報),三種範式相互重疊、長期並存。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中國歷經政權更迭,民營商業報刊的生存發展呈現出獨特的狀態和歷史規律。

近代民營商業報刊的發展軌跡
中國近代民營報刊誕生於清朝末期的19世紀70年代, 興盛於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 衰微於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發展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歷史時期:
1.初創期(1873~1894)
中國早期的商業報刊是由外人在華最先創辦的,19世紀70年代以後,國人開始了自辦民營商業報刊的艱難探索實踐。1873年艾小梅在漢口創辦的《昭文新報》是第一份國人自辦的商業報刊;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的《循環日報》,則是早期國人自辦商業報刊中出版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一份。從19世紀70年代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國人自辦民營報刊約20種。誕生於洋務運動中的第一批國人自辦報刊具有明顯的商業性質,多是私人集資合股而辦,屬私營性質的民辦報刊。這一時期民營商業報刊的出現主要源於內外兩大因素。從外因來看,兩次鴉片戰爭使中國門戶洞開,西方殖民者在華貿易活動導致了商業報刊的產生;內因方面,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為民營商業報刊提供了生存的必要土壤。內外因的相互作用下,近代民營商業報刊於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應運而生。
2.發展期(1914~1921)
1914年「一戰」爆發後,帝國主義列強忙於戰爭無暇東顧,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暫時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並帶動了以廣告為主要利潤來源的民營商業報刊在民國初期迅速崛起。這一時期的民營商業報刊普遍注重經營管理和發行業務,並進行技術革新和擴大再生產,因此規模有了很大發展。以《申報》為例,不僅增加了廣告的數量,在發行方面也努力拓展外埠讀者訂閱,以提高《申報》在全國的影響力,此外,印刷機、鑄字機等設備也無不更新。到1922年,《申報》的發行量從1912年史量才接手時的7000份增長至接近5萬份。《新聞報》等其他商業報刊的發展情況也大致如此。藉助於有利的國際環境,上海地區的民營商業報刊在這幾年間都獲得了較快發展。在以京津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由於袁世凱獨裁統治對新聞事業的摧殘,直至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民營報業才有所復甦和發展。1918年《京報》、《晨報》相繼在北京創刊,並逐漸發展為北方較有影響的民營商業報刊。
3.繁榮期(1925~1937)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南北的民營商業報刊迎來了自身發展的繁榮期。這一時期,一方面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各大城市得到空前發展,為民營商業報刊的發展提供了資金、廣告和讀者群;另一方面,北伐戰爭的推進也為民營報業的發展提供了寬松的政治環境。上海地區,《申報》、《新聞報》等老牌民營商業大報逐步完成了向企業化經營的過渡,出現了報業資本朝著集中、壟斷方向發展的托拉斯新趨勢。與此同時,以《晶報》的出版為標志,在上海出現了一個時期的小報熱潮。在以京津地區為代表的北方,北伐的進行消滅了封建軍閥,寬松的政治環境催生了在日後具有很大影響的民營商業大報。新記《大公報》及以《世界日報》為依託的「世界報系」均創辦於這一時期,這些報紙在暫時獲得的寬松政治經濟環境下,迅速發展為民國時期的民營商業大報。
4.衰微消亡期(1937~1949)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長驅直入由北到南入侵中國,《申報》、《大公報》等民營商業報刊在戰火頻仍中輾轉南北,生存環境受到了極大破壞。此後,隨著日軍在淪陷區內建立起龐大的日據報業和漢奸報業,民營報業逐漸萎縮。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民營商業報刊迎來了短暫的復甦,但凋敝的經濟和國內緊張的政治形勢仍舊制約著其發展。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後,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和無產階級政權在全國范圍內的建立,民營商業報刊或被接管,或由於物價飛漲累賠不堪經營難以為繼而倒閉,在全國解放前夕大規模消亡。建國後,被允許繼續出版的民營商業報刊僅剩數十家,其中一部分因自身無法適應新的政治經濟環境而自動停刊,另一部分經公私合營成為國有報紙。至此,於中國大陸存續七十餘年的民營商業報刊落下帷幕。

近代民營商業報刊的生存狀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中國,復雜的政治格局、內外交困的經濟環境使民營報業的生存和發展尤為艱難,其七十餘年的成長歷程呈現出特定歷史時期獨有的狀態和規律。
首先是大多困窘易夭、發行量小。近現代民營商業報刊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生難夭易,除《申報》、《大公報》等少數幾家報刊外,大多數民營商業報刊的壽命不過寥寥數十期。這主要與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落後,許多報刊經濟上困窘難支因而濫拉政治關系、拿津貼有關,所以在復雜動盪的中國,政局一變動這些報刊也就隨之倒閉了。另外,民營商業報刊的發行量也不大,除卻幾種商業大報,絕大多數民營商業報刊的發行量只有千餘份左右,這與報刊靠廣告和津貼勉強維持,內容上格調不高有重要關系。多數報刊的困窘易夭和少數大報對商業利潤的努力追求,是近代民營商業報刊在經濟生活上的寫照。
其次,民營商業報刊在言論上體現出朝秦暮楚、軟弱性與進步性並行的特點。一方面,誕生於國難之中的民營商業報刊,其經營者大多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而民營報業贏利的目的也要求其必須監督時政、批評政府以建立聲譽,故而其言論往往表現出進步的一面;另一方面,近代中國歷任政府的獨裁專制統治,又使民營商業報刊欲求生存者必然要在言論上有所顧忌,表現出一定的軟弱性。即便是以言論著稱的《大公報》也只能「在不危及本報生存的前提下,盡量批評政府。」②言論上的反復無常、進步性與軟弱性並存,是其生存狀態的寫照。
由於政治制度的更迭和經濟基礎的變化,誕生於內憂外患之中,伴隨政局動盪艱難發展壯大的民營商業報刊,最終在新中國成立後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作為我國大陸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民營商業報刊為豐富近代大眾傳播形式、推動我國報業發展、促進中國近代化民主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

⑵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的歷史背景

中國近代報刊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誕生的?
世界報業開始向商業報刊階段邁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突飛猛進地發展;隨著全球擴張行為,西方殖民者不僅攜帶本國報紙進入殖民國家,還在所到之處創辦具有宗主國色彩的報紙.
鴉片戰爭前期,中國處於睡獅狀態,停而不前;中國的古代報紙在清前中期已到達頂峰,但卻沒有直接演進為近代報紙;隨著西方腳步的一步步邁近,在中國掀起殖民擴張的熱潮,隨即外人在華辦報開始出現並延續~

⑶ 中國近代報刊誕生的背景

《申報》(Shun Pao)為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報紙。原先全稱《申江新報》,創刊於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創辦人為英商安納斯脫·美查(Ernest Major)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上海防務後,因為《申報》為中國國民黨黨產而宣布停刊。前後總計經營了78年,共出版25600期。

《申報》是中國現代報紙開端的標志
1872年英商美查創辦,以贏利為主要目的的商業報紙。在外國人辦的報刊中,由中國人主執筆政的,《申報》是第一家。《申報》對新聞業務進行的改革:一是發表政論文章。報紙的言論要「有系乎國計民生」,要「上關皇朝經濟,下知小民稼穡之苦」。二是改革新聞報道。重視新聞的真實性,日本侵略台灣,美查為了了解事實真相,派人去台灣采訪,這是上海中文報紙中軍事通訊的開端,也是《申報》重視新聞真實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會實際生活,連續三年報道「楊乃武冤案」,這是當時中文報刊中最早最長的連續報道,最後披露了冤案的真相。三是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四是經營副業。①創辦文藝雜志。1872年11月11日《申報》發行我國第一份文藝期刊《瀛寰鎖記》;②出版白話新聞報。1876年3月30日《申報》創辦我國第一份使用白話文和標點符號的通俗報紙《民報》;③編印畫報。1877年《申報》出版《瀛寰畫報》,1884年5月8日創辦我國第一份時事畫報《點石齋畫報》;④印書。此外,《申報》館還開辦了江蘇葯水廠,肥皂廠等,並由此在1889年組成「美查有限公司」,總資產達白銀30萬兩,超過創刊基金180多倍,實現了美查的「贏利」的目的。 提要:《申報》創辦於1872年4月30日。歷經了清朝同治、光緒和宣統三個朝代,又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各個歷史階段,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時停刊。

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決定,委託上海書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並出版全套《申報》。 為何下如此大的氣力保存《申報》?尋其原因,一是完整存世的《申報》僅有一套,不成套的大都已紙質鬆脆,風化發黃,很難翻檢;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申報》不僅是中國最早出版的報紙之一,還因為它堪稱中國近代史史料之寶庫。

⑷ 十九世紀70年代中國人創辦近代報刊風潮興起的原因是什麼

中國近代報刊廣告產生的歷史原因:

貿易和市場的畸形繁榮催生了近現代廣告。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就有外籍人士創辦中文報紙,鴉片戰爭後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創辦的中文報刊數量急劇增加。此後,中國人也開始創辦報刊。

新式消費觀念的形成促進了廣告的繁榮。

意義:

報刊廣告迎合了人們的這種新式消費觀念,及時提供多樣的消費信息。

報刊廣告中琳琅滿目的消費信息又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慾望,從而刺激了經濟的運行。

介紹:

報刊(讀音bào kān),是通過利用紙張把文字資料傳播的一種工具,它是一種起到解釋、宣傳等作用。它也可以維護一種形象。

廣告是為了某種特定的需要,通過一定形式的媒體,公開而廣泛地向公眾傳遞信息的宣傳手段。廣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廣告包括非經濟廣告和經濟廣告。

⑸ 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世界報業開始向商業報刊階段邁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突飛猛進地發展。隨著全球擴張行為,西方殖民者不僅攜帶本國報紙進入殖民國家,還在所到之處創辦具有宗主國色彩的報紙。

鴉片戰爭前期,中國處於睡獅狀態,停而不前,中國的古代報紙在清前中期已到達頂峰,但卻沒有直接演進為近代報紙。隨著西方腳步的一步步邁近,在中國掀起殖民擴張的熱潮,隨即外人在華辦報開始出現並延續。

外國人創辦的近代報紙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報紙和最先在中國境內出版的近代報紙,都是外國人首先辦起來的。19世紀,外國人在中國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種中外文報刊,占當時中國報刊總數的一半以上。

外國人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紙,是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辦人是英國倫敦佈道會傳教士馬禮遜(1782~1834)和米憐(1785~1822),月出一冊,一些外國人相繼在中國辦報。

1827年創辦了《廣州紀錄報》,1833年創辦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前者是中國境內的第一份英文報紙,後者是中國境內的第一份中文報紙,均在廣州出版。其主編人德國傳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國傳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當時著名的「中國通」。

(5)中國近代報刊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誕生擴展閱讀:

中國早在唐朝就開始有報紙,當時稱為「進奏院狀報」、「報狀」、「邸報」或「雜報」,是一種由官府發行的公報。北宋起,民間開始有報紙,稱為「小報」或「新聞」,但受到當時官府的查禁。

明朝中葉以後,北京、南京等地獲准成立民辦報房,選錄內閣發布的官文報,印刷成冊,公開出版,稱為「京報」。

這些報紙除照錄上諭、奏摺、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獎懲消息外,沒有自己采寫的新聞,沒有評論、廣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於近代的報刊。中國近代形式的報刊誕生於鴉片戰爭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約五百種報刊,出版地點遍及全國各地。

⑹ 中國近代報業產生的標志是什麼特點是什麼

1、時期: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第一份近代化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刊:《密封華報》中國第一份英文報刊:《廣州記錄報》
1、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的特點:

(1)報刊數量多。

(2)辦報地區廣大。

(3)報刊種類繁多。2、第一次國人辦報高潮的主流:

(1)其主流形態始終是維新派主辦的以宣傳變法維新為主旨的政論性報刊。

(2)從辦報方式來看,維新派從「開民智」、「育人才」的總體思想出發,把辦報、辦學會、辦學堂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三位一體」的組織形式。

3、近代新聞立法的有力嘗試:(1)沖破「言禁」和「報禁」,爭取言論出版的自由。
(2)維新變法後,光緒帝發布多道上諭,進一步扶植、鼓勵官紳士民創辦近代報刊;對書籍實行免稅、加快中國民族報業優惠發展的政策。

⑺ 現代意義報紙什麼戰爭後傳入中國

答案:鴉片戰爭。


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

一是內因。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

另一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渴求對動盪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涌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後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於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一帶共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里,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帶出版,然後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於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後,一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一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捲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⑻ 請談以下近代中國報刊業的發展,並列舉四種

近代中國的報刊業發展始於十九世紀初,即清朝的嘉慶年間。你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近代中國的第一份中文報刊的創始人竟然是外國人。1815年8月5日(嘉慶二十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了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考》(Chinese Monthly Magazine),這份月刊以介紹基督教的教義和宣揚基督教為目的,當然其中也有少量的介紹歷史、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內容。它是近代以來以中國人為對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它揭開了中國期刊史的序幕,在中文報刊史上它的出現具有非同凡響的意義,而且它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的。
在《察世俗每月統計考》出版後的幾十年間,中國人也開始了自辦報刊,但國人辦的報刊卻一直未曾出現在國人的眼前,相反在華外報一直是中國報刊業的主角。自《察世俗》之後,像《天下新聞》、《萬國公報》、《依濕雜說》、《各國消息》、《新聞報》等等的外報一直占據著中國報刊業的市場。作為早期的華文報刊,它們為後來中國人自辦報刊提供了範例,但慶幸的是它們並未影響到未來中國報刊業的走勢。當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外報中不乏好的期刊,比如眾所周知的《申報》就是在華外報的傑出代表,由於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申報》被譽為中國現代報紙的開端和標志。
至於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直到19世紀60年代它們才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最早的幾份國人自辦的報刊都出現在香港。
要說中國人最早創辦的報紙當屬《中外新報》,它的前身是1857年11月創辦的《香港船頭貨價紙》,大約在1865年初改名為《中外新報》。作為國人創辦的近代第一份報紙,《中外新報》算是發行比較長的報紙,直到1919年才停刊。在《中外新報》出版後的第七年,即1872年4月,香港又出現了一家華人主辦的報紙----《華文日報》,這份由陳靄亭先生創辦的報紙以向國人灌輸世界新知識、讓僑胞了解國內政俗為目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該報成為香港眾所周知的大報。此後的1874年2月,王韜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該報以政論見長,十九世紀末,更形成了爭論報刊主流。它是中國報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論為主的報紙,同時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份宣傳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報紙,因而《循環日報》成為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出版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報紙之一。
除香港外,國人在內地也創辦了一批報紙,諸如廣州的《羊城采新實錄》(1872年創刊)、《西國近事匯編》(1873年創刊)、漢口的《昭文新報》(1873年創刊)、上海的《匯報》(1874年6月16日由容閎創辦)、《述報》(1884年創刊)、《廣報》(1886年創刊)等等的一系列報紙,其中的《西國近事匯編》是清末最早的官辦近代報刊。
在隨後的維新運動中近代中國報刊創辦更是達到了第一個高潮。由於報刊對於擴大維新變法的思想、推動改良運動的發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在1894年至1898年間,在北京、天津、上海、長沙、香港等許多城市出現了百餘種報刊,而屬於改良派和支持改良運動的報紙就達70多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中外紀聞》、《時務報》、《知新報》、《湘學新報》《湘報》、《國聞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等。
在維新運動之後的革命與運動中,也相繼出現了一系列的報刊,這些報刊的出現極大的拓寬了人們的視野,增長了人們的見識,這也為之後各個革命的成功和抗戰的勝利打下了堅實輿論基礎。1900年到1910年間,《選報》、《外交報》、《東方雜志》、《時報》、《政論》等等的報刊層出不窮;1911年到1920年間,以《中華民國公報》《新青年》《晨報》《每周評論》《新潮》《銀行周刊》等等報刊較為著名,影響較大;1920年到1930年間,《政治周報》《楚光日報》《熱血日報》《漢口民國日報》《中央日報》《中國青年》《世界日報》等等報紙聞名遐邇。這一系列的報刊雜志,成為了中國近代輿論界的主力軍,指引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到大革命時期,我國的近代報刊業的發展也基本定型,中國的新聞界的發展也逐漸步入了正軌。在後期的抗戰中,我國輿論界的發展日臻完善並在鼓舞抗日將士的士氣,促進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也為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的新聞輿論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此我國的新聞輿論的發展朝著實時、真實、准確的方向發展,而且慢慢的步入了世界報刊業的行列,讓國人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讓中國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融入到了世界這個大的交流圈,促進了我國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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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近代報刊出現的歷史條件6點

近代報刊出現的歷史條件:

1、前提條件

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商業貿易的繁榮,存在著頻繁的信息交流,蘊藏著對信息媒介的巨大需求,是近代報刊誕生的前提條件。

2、物質基礎

伴隨著一個階級的誕生和發展,需要有一場輿論上的吶喊,資產階級報刊承擔了這一歷史使命。

因此,近代中文報刊特別是國人自辦的報刊反映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輿論工具。

3、傳輸條件

交通通訊業的發展使得運輸便利、訊息暢通,為近代報刊的發展創造了傳輸條件。

隨著商業貿易的繁榮、城市人口的增長,交通通訊業也迅速發展起來。被譽為「新聞事業之總樞扭,傳播媒介之總耳目」的通訊社開始在中國出現。

4、技術條件

印刷技術的演進,為近代中文報刊的迅速發展奠定了技術條件。最早一批近代中文報刊是用雕版印刷的。

5、政府禁令

清廷禁止在中國傳教的禁令使得第一代來華新教傳教士放棄口頭傳教,轉而用印刷書刊的方式來傳播教義。1813年米憐來到中國,同年7月15日,馬禮遜在給米憐的一封信中提議到南洋一帶去開辟傳教天地。

6、民族心理

傳教士認識到中國人對於文字有特殊的感情,因此是傳教士希望以書籍、刊物的形式培養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好感,為改變中國的信仰奠定基礎。

(9)中國近代報刊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誕生擴展閱讀:

發展

中國報刊業的發展十分迅速。多項指標增勢強勁,報紙出版能力不斷提高,世界報業大國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中國報刊業已經成為中國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

中國出版的各類報刊已基本上滿足社會各層次的需求。都市報已成(報刊業中的)主力媒體,是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媒體。

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統計的39家中心城市的報紙,都市報在全國報刊的總發行量中佔40%多。另外,隨著專業化越來越強,面向「三農」等的專業報,這些年有了很大發展。少數民族報紙,我們國家有90多種,凡是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基本上都有本民族語言的報紙。

⑽ 中國近代報業是什麼產生的呢西方文化對我們產生了什麼影響

你從中提煉吧,建議你看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 倪延年、吳強《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也分兩方面看,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傳入是伴隨著西方殖民入侵,有對中國人的思想上的控制和奴化 ;西方文化入侵使中國傳統文化沒落/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包括政治經濟社會風尚文化),其極大的思想啟蒙作用;西方文化也給中華民族的復興帶來啟示。了 中國近代報刊的時間范疇,一般認為是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出版)。[1]我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於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但此報存在時間很短。隨後,1874年1月,由我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一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一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對此,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時間頗有爭議。倪延年、吳強先生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中提到:「雖然,從19世紀初就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了中文報刊,但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稱之為中國近代報刊似乎稍失嚴密。而以艾小梅、容閎、王韜等人為首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則不是勢單力薄就是遠離大陸,故難以從中國近代報刊的社會作用角度來認識。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實質性標志應是康有為等人於1895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陸最早的政論性雜志《中外紀聞》。當然,這一標志的出現不是突發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們(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創辦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地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報刊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3]

倪、吳兩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存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一是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的表述前後矛盾和含糊,既認為19世紀90年代是產生的實質性標志,又認為19世紀50年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同時在該書的第9頁提到「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史基本上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即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前期階段時,中國近代報刊也處於上升時期」;二是在理解「中國近代報刊」時,把「中國(人)」作為創辦者主體,而從客觀歷史來看應把「中國(人)」做作為地域性主體,這樣就不會割斷報業發展流程中的歷史聯系,畢竟「中國近代報刊」與「近代中國報刊」的內涵不同,如果是後者,則倪、吳觀點姑且可以自圓其說,但這樣會有悖報業歷史發展事實;三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報刊過程中,其報紙形式和內容逐漸趨向中國化,且有的報紙吸收中國報人參與合作,如王韜在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從事十三年,為他後來辦報提供了借鑒。有的報刊後來被中國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辦《申報》。因此,按照方漢奇先生的觀點,把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界定為1815年傳教士創辦第一批中文報刊開始,既符合報業發展的歷史,也便於問題的討論。

滲透與移植——近代西方報業的東漸

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一是內因。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渴求對動盪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涌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後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於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一帶共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里,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帶出版,然後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於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後,一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一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捲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論層面:西方傳媒文化與意識的滲透。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報刊重點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國話語闡述西方基督教義和文化觀念。鴉片戰爭後,他們的辦報活動向內地深入,上海成為近代報業的中心。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名義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多達170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幾乎壟斷了我國的新聞事業。這時期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這類刊物一方面傳播了在當時還不失為進步的新學問,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這些刊物中,尤其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它於1868年9月5日創刊於上海,長期擔任主筆的是林樂知和李提摩太。該刊採取了將基督教教義、西方文化和中外時政融於一體的宣傳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動盪的局勢中合法干預中國的內政,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正如近代新聞學者戈公振在論述外報對中國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時說:「初外報對於中國,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評論。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釁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5] 在外報的刺激和影響下,一些接觸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開始在航運發達的香港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韜於1874年1月5日創辦的《循環日報》,而這也得益於王韜在歐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學、文化以及先進的傳播觀念,同時形成了他的獨特的辦報思想和經營理念。如王韜在他的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准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對此,激進的梁啟超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見《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不過,綜觀兩人觀點,他們過分誇大了《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國人卻趨之若騖。

盡管如此,但中西傳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促進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和發展,這同時也歸功於新聞學的創立者們,他們對西方現代新聞學的學習與傳播盡了很大努力。如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曾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的任白濤、邵飄萍,以及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狀的戈公振。他們當中的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在新聞從業過程中,實現了西方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構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國新聞學,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驗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表現尤為典型,這本書的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然只有一萬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參考書籍和文獻達二十二種。而整個緒論的思維結構和論證方式,基本上是中國文論的傳統模式。可以看出,創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處於世界新聞學研究的比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聞學著作的徐寶璜在《新聞學》自序里所說:「本書所言,取材於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為歷史之記述,或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未一見也。……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後來,蔡元培為徐寶璜書序中對中國新聞學地位作了准確的評價,他說:「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6] 所有這些傳播意識和理論,對中國近代報刊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是實業層面:西方媒介資本和經營理念的移植。中國近代報刊主要包括宗教性報刊、政論性報刊、商業性報刊、專業性報刊、娛樂性報刊等幾類,但真正代表中國報紙產業的要數外國人創辦的以贏利為目的的綜合性商業大報,當時全國商業中心——上海也成為大報競爭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國人美查等人集資創辦《申報》,打破了於1861年11月創刊的《上海新報》獨家經營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來看待他所從事的報業,從報紙的內容、發行和價格三方面與《上海新報》展開競爭。美查認為,「這報是給華人看的,文字應從華人方面著想。」因此在內容上盡量適合中國讀者口味,並且從創刊起就確立了「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的辦報模式。大幅度降低報價,積極拓寬發行渠道。所以,對手《上海新報》不得不於1872年12月30日自動停刊。《申報》成為上海獨家經營的中文報紙。此前創辦於1861年的《上海新報》,被譽為「上海中文報紙的第一顆新星」,但是該報的主編都是傳教士,報紙的宗教氣息很濃,不能適應商業發展需要。《申報》一創刊就呈現出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有消息、廣告、京報全錄、副刊、經濟新聞、社會新聞、言論等體裁。在報道方式上值得借鑒,如在報道重大社會新聞時,經常採用連續報道或集中報道的方法。最為典型的是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報道。此案發生於1873年浙江餘杭縣,當時《申報》在杭州有一個分銷處,楊案發生5個月後,《申報》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題目為《記禹航生因奸謀命事細情》的報道,把楊乃武名字寫成「禹航生」並報道他如何風流放盪而導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載了《記禹航生略》一文,報道了該案縣審時已判二人死罪,楊姐不服判決,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該案在省中復審的全過程。此後一段時期,陸續發表了關於楊案的報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審餘杭案》為止,連續報道達四年之久,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提高了《申報》的知名度和發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國人福開森買下了由英國人丹福士於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由汪漢溪擔任總經理,從此,上海報業又是兩軍對峙——《申報》與《新聞報》。《新聞報》的競爭手段有三:(1)迅速介紹商情,以經濟新聞為重點;(2)運用東借西還的資金周轉方式,不斷添置新式印刷設備;(3)不惜巨資,建立無線電收報台,直接收聽外國電訊,贏得新聞出版時間。到1929年,兩大報業並駕齊驅。

「外報的畸形繁榮,是外國資本輸入的一種表現。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潤,並往往與西方文化滲透並進而互為表裡。」[7] 民族資產階級報刊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流,主要有兩類:一是商業報刊,它晚於傳教士創辦的宗教文化報刊,大多是脫胎於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但比較注重經營管理;另一類是資產階級政黨報刊。從文化底蘊上看,西方宗教文化無法與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化匹敵,所以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些外國人辦的商業報紙逐漸轉移到中國民族資本手中。在中國創辦中文報紙的外國資本,為了溝通語言、迎合習俗、拓展業務,他們紛紛僱傭中國人參與報業采編出版等業務。後來華人資本的壯大以及其從業經驗的豐富,逐步控股外國報業資本,《申報》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申報》和《新聞報》作為英、美報紙,主要是為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提供講壇,為推銷他們的商品做廣告宣傳。但是,他們以贏利競爭為動力在新聞業務和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他們的報業資本以及先進經營理念的滲入,對後來中國本土報業的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如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國中文報紙,廣告占報紙版面3/4左右。同時,它以印刷業為依託,進行各種文化事業經營,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環日報》上所刊的「中華印務局告白」稱:「啟者:本局設在港中環百步梯,除發行《循環日報》外,兼印售月份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王韜《蘅華館詩集》,代售《米利堅志》、《法蘭西志》等書籍。」又如《時務報》本是一家政論性很強的報刊,但又兼顧新聞性和娛樂性,以此吸引讀者。尤其是時務報館除定期出報外,還推行許多新式文化事業和實業活動,凸現報紙的綜合社會功能。如出版中外時務書籍,代售書報,協辦學堂,兼辦實業等等。它作為一份紳士辦的報紙,完全自籌資金,經營上自負盈虧。盡管沒有像《申報》《新聞報》那樣走企業化大報的道路,但其運作尤其是它的銷售發行具有明顯的產業特色,《時務報》的發行主要是通過報館在各地建立的代售點,18個省內達138處,就連日本和新加坡也設有海外銷售點。當然,在這一階段,商業報紙的運作開始採用企業化模式,但還沒有形成報業集團。而到了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報人成舍我考察西方報業集團,回國後在中國搞報業托拉斯,成立新聞公司,目標是辦成包括十家大報以及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的報業集團。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有意識、有組織地組建報業集團的萌芽,也是西方報業經營理念東漸的結果。

三是技術層面:西方報業印刷技術的引進。這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印刷術的傳入。首先以鉛活字印刷術為首的近代印刷術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逐漸傳入中國。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奉到達中國,隨即展開了廣泛的翻譯、出版活動。從1815年起,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陸續出版了馬禮遜編寫的中、英文大型工具書《中國語文詞典》,這部書是含有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工具書,如用中國傳統的雕刻版,則大量細小的英文字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雕版既無法與鉛活字拼接,也不能採用機械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只有採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為此,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製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鉛活字。當時還沒有發明中文字模,無法大批量生產中文鉛字,於是採用古老的辦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鉛合金上刻制。這樣一項浩繁的工作,決非一人或幾人能完成,於是僱傭大量中國人參與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審稿、校對、印刷等,才得以順利完成。1815年,傳教士米憐奉馬禮遜之命帶領中國刻工梁發在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這個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採用雕版刷印。19世紀初,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到1913年,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專業油墨製造廠上海中國油墨廠成為我國製造現代印刷油墨的開端,產品分為印書油墨和印報油墨,印刷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京《國民公報》、《大國民報》等。另外,通過西方傳教士,石印術也傳入中國,1833年廣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繼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術傳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

第二,印刷設備的引進。由於動力的採用、捲筒紙輪轉鉛印機以及自動鑄排機等的發明使用,近代印刷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百餘年時間里進入了成熟階段。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及美國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系,動力、冶金、機械、化學、造紙等工業的發展,為印刷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一進程中,印刷生產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生產,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設備一直來自外國。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報館購置歐式手搖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幾百份報紙。1906年,由英國人發明的電氣馬達作動力的單滾筒機進入中國,開始新聞紙兩面印刷。1912年申報館購置雙輪轉機,每小時可印2000張。1916年,申報館購置法式滾筒紙印刷機,每小時可印8000張。1925年上海時報館購置德國的彩色滾筒印刷機,是當時先進的凸版印刷機械。在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期間,印刷機械開始作為民族工業出現,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機器廠創建,至1912年先後又有6家規模大體相似的印刷機械廠建立,這些印刷機械廠以維修為主,兼生產一些小型印刷設備。印刷術及設備的引進,積極推動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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