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多少冊

Ⅰ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的基本信息：圖書2

名 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下卷）作 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單 位：冊
類 別： 黨群組織— 黨務黨建
出版單位：中共黨史出版社
其它介紹：2010-3/16開/756頁/750000字
ISBN：9787509805497
定 價：135元
圖書目錄
上冊
第一卷
第一編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1921年7月一1923年6月）
第一章 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社會和國際環境
一、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
二、辛亥革命及其後的中國政治
三、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
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五、二十世紀初的國際環境
第二章 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一、五四愛國運動
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三、黨的早期組織的建立
四、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三章 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活動
一、中央局工作的逐步展開
二、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民主革命綱領的提出
三、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
四、黨對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的領導
五、黨在創立初期的自身建設
第二編 黨在大革命時期（1923年6月一1927年7月）
第四章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一、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二、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建立
三、開創革命的新局面
四、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五章 五卅運動和大革命高潮的興起
一、五卅運動和全國的反帝怒潮
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
三、北方和少數民族地區的革命運動
四、反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斗爭
五、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
第六章 北伐戰爭和革命力量的發展
一、北伐前的形勢
二、黨為北伐做准備
三、北伐的勝利進軍
四、工農革命運動的高漲
五、黨在大革命運動中發展壯大
第七章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敗
一、共產國際和中共領導人的妥協退讓
二、蔣介石加緊勾結中外反動勢力和大革命的局部失敗
三、武漢政局和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四、大革命的失敗
第三編 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一1937年7月）
第八章 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斗爭
一、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政局
二、各地的武裝起義
三、「左」傾盲動錯誤的出現及糾正
四、井岡山的斗爭和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提出
第九章 黨為復興革命運動的艱苦鬥爭
一、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
三、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擴大
四、農村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的開展
五、黨和紅軍建設綱領的制定
六、毛澤東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提出
第十章 革命運動的曲折發展和紅軍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
一、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出現及糾正
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
三、革命根據地反「圍剿」的勝利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變後的國內政局和革命運動的挫折
一、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
二、冒險主義、關門主義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危害
三、紅軍繼續進行反「圍剿」斗爭侶
四、革命根據地的建設
五、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
六、臨時中央「左」傾錯誤的嚴重危害
第十二章 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勝利
一、實現偉大轉折的遵義會議
二、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
三、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四、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
第十三章 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一、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制定
三、黨在國民黨統治區斗爭策略的轉變
四、東北抗日聯軍的艱苦鬥爭
五、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六、黨為早日實現全民族抗戰而斗爭
七、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
第四編 黨在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五編 黨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結束語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和偉大意義
後記
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後記
下卷

Ⅱ 1921年到1941年中國的歷史背景

1、1927年3月24日南京發生「三二四」慘案（南京慘案）

1927年3月24日， 英美軍艦炮轟南京，這是北伐戰爭時期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的罪行之一。1927年北伐軍向長江下游進軍時，美、英、法、意、日等國增兵上海並調集軍艦去南京江面進行威脅，企圖阻止革命的發展。

月24 日，程潛指揮的有共產黨人參加領導和作戰的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和第二軍在擊潰敵軍幾十萬之後，進佔南京。當晚，英美帝國主義借口僑民和領事館受到「暴民侵害」，下令炮轟南京，打死打傷中國軍民2000餘入，房屋財產損毀無數，釀成大規模血案。事件發生後。

英美等國繼續向中國增兵的同時反向中國提出懲凶、通緝、賠償等無理要求。而蔣介石則派特使到南京和各國領事疏通，並下令通緝第六、第二軍政治部主任共產黨人李富春和林伯渠。這一事件是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信號，也是蔣介石加速同帝國主義勾結、背叛革命的重要步驟。

2、1928年7月22日彭德懷等發動平江起義

1927年7月22日，駐湖南平江等地的國民黨一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起義，即平江起義。1928年春，我黨在國民黨湖南獨立第五師中秘密建立了自己的組織，該師第一團團長彭德懷也在這時參加了共產黨。不久，獨立第五師調到平江地區擔負「清剿」任務。

平江處於湘鄂贛三省交界地，具有革命斗爭的傳統。早在大革命時期，平江的工農運動就風起雲涌，是全省有名的革命地區之一。大革命失敗後，這里的斗爭仍然沒有停止，群眾在縣委的領導下，組織了臨時政府和義勇軍，與反動派進行堅決的斗爭。

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遠到湘鄂贛邊界地區恢復湘鄂贛邊特委，並同獨立第五師的黨組織取得聯系，准備必要時舉行起義。7月中旬，敵人發現獨立第五師第三團營長黃公略是共產黨員，下令立即逮捕。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彭德懷、滕代遠等領導第一團，於22日在平江起義。

這天上午，彭德懷召集全團軍官會議，進行起義的總動員。部隊隨即按照部署，趁敵人午睡時，一舉搗毀了平江縣城的反動軍政機關，消滅了反抗的敵人，救出關在獄中的500多名工農群眾。前後不到一個半小時，起義部隊就佔領了整個縣城。

後來，賀國中率領隨校100多名學員從岳陽趕到平江，與一團勝利會合。黃公略帶著於前一天就先行起義的三團三營，從嘉義趕到平江城五里處的地方。起義部隊改編為紅軍第五軍第十三師，共2000餘人，彭德懷任軍長兼師長，滕代遠任軍黨代表兼師黨代表。

3、1923年2月1日二七慘案

二七慘案指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軍閥吳佩孚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流血事件。 "二七"大罷工是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殘酷統治，中國工人運動從要求改良生活的經濟斗爭轉向爭取自由的政治斗爭的情況下發生的。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各站工會代表在鄭州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吳佩孚丟棄"保護勞工"的假面具，命令軍警用武力加以阻撓和破壞，並封閉總工會會所。總工會當即組織全站2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並將總工會移至武漢江岸辦公。2月4日總罷工開始，各站工人一致行動。

全線所有客貨車一律停開，長達千餘公里的京漢線立即陷於癱瘓。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糾察隊長、共產黨員曾玉良，領導工人粉碎了軍閥企圖破壞罷工的陰謀。2月6日，湖北工團聯合會和京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

發動武漢各工團代表2000餘人赴江岸慰問 ，並和鐵路工人萬餘人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2月7日，曹錕、吳佩孚等派大批軍警分別在長辛店、鄭州和武漢江岸等處進行血腥鎮壓，工人被殺40多人，傷200多人，被捕60多人 ，遭開除1000多人。

林祥謙、施洋及京漢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史文彬均被逮捕。林祥謙被捕後，拒絕下令復工 ，慷慨就義。施洋也在武昌被殺害。這次慘案暴露了軍閥的殘暴，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堅定性和組織紀律性。

4、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沙俄修建，後被日本所佔)，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

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佔沈陽，又陸續侵佔了東北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的結果，也是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採取的重要步驟。它同時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5、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長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餘次戰斗，攻佔700多座縣城，紅軍犧牲了營以上幹部多達430餘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共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其間共經過14個省，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走過荒草地，翻過雪山，行程約二萬五千里。

紅一方面軍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標志著萬里長征的勝利結束。

Ⅲ 土地革命時期土地佔有關系是什麼

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國南方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域，從當時各種調查材料提供的數據綜合看，這一地區地主、富農佔地約30%，貧雇農佔地約20%.就更大規模的東南地區而言，該數據也有相當的代表性。上述數據顯示東南地區土地佔有不如許多歷史著作描繪的那樣畸形。從東南農村農民生存狀況看，普遍的貧困意味著農村確已醞釀著爆發革命的條件，但在什麼情況下發生革命，在什麼地方形成革命中心，並不一定必然和當地的土地佔有狀況相聯系，也不能單純用貧困加以解說。蘇維埃革命形成的關鍵在於中共對農村的歷史性介入，是特殊社會政治態勢下各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土地佔有/東南/蘇區/土地革命/江西/福建

1930年代，江西、福建等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土地革命運動，並形成中國最有影響的蘇維埃區域——中央蘇區。關於當時中國東南地區尤其是江西、福建的土地佔有狀況，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幾十年來，有關這一問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問世。但由於對資料挖掘、利用、分析的限制，具體、細致的說明尚嫌不足，一些著述對土地佔有狀況及土地革命成因的描述陳陳相因，缺乏實證性的史實支撐。國外相關論著則由於史料的缺乏及建構體系的沖動導致太過濃烈的假想特徵。（註：1949年前全國土地佔有狀況，中國有關專著幾乎眾口一詞：「人數極少的地主階級佔有農村的極大多數土地，而人數眾多的農民則無地或少地。」（何友良：《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第1—2頁）具體的佔有數字，習慣的說法是地主、富農佔地80%以上，這一估計在近期的研究論著中仍被堅持（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也有研究專著對此有所修正，認為：「地主富農所佔有的土地合並計算，大概佔有了全國耕地的60%—70%……而且，在土地肥沃的東南地區，土地所有權更趨集中。」（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20頁）早在1970年代前後，國外已有學者提出，地主、富農佔地比例應在50%左右。（Wong John ，Land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ew York：Prager，1973.Lippit Victor，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Evelopment in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Press ，1974）1980年代末以來，國內學者也開始對此作出較為客觀和深入的研究，章有義提出地主、富農佔地的實際比例應在50%—60%（《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地權分配的再估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認為1949年前地主、富農佔地應在50%左右（《舊中國土地佔有狀況及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烏廷玉則將這一比例定位於28%—50%（《舊中國土地佔有狀況及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烏廷玉則將這一比例定位於28%—50%（《舊中國地主富農佔有多少土地》，《史學集刊》1998年第1期）。此後，不少著作對華北地區土地分散狀況有所涉及。張佩國認為，江南地區「土地佔有的集中化是不存在的」（《近代江南鄉村地權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4頁）。總體上看，這一問題的研究呈不斷深入的趨勢。但這些研究中，從全國范圍著眼多，論證也相對細致，而具體的區域研究則尚欠充分，對各地區土地佔有狀況的具體了解還遠遠不夠。同時要澄清這一長期影響中國農村土地關系判斷的重大問題，對眾多互為對立的材料的全面引證、分析、清理也有進一步深入的必要。

關於土地革命成因，當人們習慣地將地主、富農佔地比例加以誇大的時候，實際上就預設了這樣一個前提，即土地革命的可能和土地集中程度是成正比的。國外一些學者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等某種程度注意到了這一判斷與歷史事實間的距離，其「內卷化」理論嘗試從農村權力結構變化上解釋農民革命的起因，這種嘗試的意義和其受到的關注成正比。但面對豐富的歷史現象，經過提煉的結構性說明常常不免於以犧牲「微小但卻真正重要的細節」為代價。（黃冬婭：《解放前蘇維埃區域的社會控制——以農會為個案的分析》，香港《二十一世紀》[網路版]2002年第12號））本文懸探索土地佔有與土地革命關系為鵠的，以土地革命中心區東南地區作為考察對象，主要考察江西、福建、江蘇、浙江、安徽、上海等數省市，（註：由於湖南、湖北在土地革命中也具重要地位，在地理、人文、社會方面與江西、安徽等有相當的關聯，因此，也適當使用這些地區的相關資料。）希望通過對相關史料的鑒別分析、研究，在已有成果基礎上，努力呈現與歷史資料提供的事實更相契合的解釋。

一

關於江西、福建這兩個土地革命基本區域的土地佔有情況，有來自多方面的不同材料。理論上說，當時所做調查應是最准確的，中共方面材料以毛澤東所做一系列調查最具參考意義。從數據最為詳細的尋烏調查看，尋烏全縣農村人口中地主佔3.445%，富農佔4%，中農佔18.255%，貧農佔70%，手工工人佔3%，遊民佔1%，雇農佔0.3%.土地佔有情況是：公田佔40%，地主佔30%，農民佔30%.（註：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頁。關於農村分層，存在階級分析和階層劃分兩套分析系統，本文在概念運用上以前者為基礎，同時由於史料使用上的需要，也適當使用後者一些概念。）中共贛東北黨對江西樂平的調查顯示，該地土豪、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的佔地比例分別是2%、40%、30%、5%、5%.（註：《鄱陽黨團工作報告》，1927年11月，《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58頁。）中共有關報告提供的江西萬安農民成分是：自耕農約30%，半自耕農約45%，佃農約13%，雇農約7%.（註：張世熙：《萬安工農斗爭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動經過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7—1928年）》，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1986年編印，第267頁。）

當時，一些有關機構也對土地佔有情況做過調查。據1933年福建上杭的調查，該縣43293戶居民中，地主佔3.6%，佔地30.5%；自耕農（實際即富農和富裕中農）佔5.3%，佔地5.4%；自耕兼租種農戶佔88.4%，佔地64.1%；佃農佔2.7%.（註：《上杭縣概況初步調查》，《統計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福建龍岩1943年調查自耕農、半自耕農佔66.62%，佃農佔33.38%.（註：林詩旦、屠劍臣：《龍岩之土地問題》，龍岩縣政府，1943年編印，第69—70頁。）江西省1936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該省自耕農占農戶總數的28.7%，半自耕農佔34.2%，佃農佔37.1%.（註：《江西省農業統計》，江西省政府秘書處，1939年編印，第1頁。）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調查江西、福建兩省1934年自耕比例為54.9%、60.67%，佃耕比例為45.1%、39.33%.（註：《各省自耕及佃耕經營之面積》，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土地問題之統計分析》，重慶：正中書局，1941年，第63頁。）這些調查結果顯示的數據雖然在分類上有所區別，但從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狀況是相近的，即以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占人口多數，地主佔有遠超過其人口比例的土地，一般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也擁有相當數量土地。

南京政府土地專門人員所做的江西土地佔有情況調查較多強調土地的分散情況，其對江西新乾的調查結果顯示：「新干第四區謙益村，自耕農佔百分之四一點二一，半自耕農佔百分之四六點二一，佃農佔百分之八點四九，雇農佔百分之三點六四。」（註：豐城、清江、新干三縣特派土地督察員報告，《江西民國日報》1933年12月22日。）這一數據中，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占據了絕對優勢，雖然這和福建上杭調查有相似之處，但和江西全省數據有一定差異，不排除其在選樣上有偏向自耕農占優勢地區的可能。因此，他們的調查結論多是：「安遠、尋烏、信豐三縣，大都聚族而居，各村之土地，為各村民所有者，佔大多數」；（註：安遠、尋烏、信豐三縣特派土地督察員報告，《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1月23日。）「蓮花、永新、寧岡三縣，以前均系小農作業之自耕農制，純粹收租之地主，與貧無立錐之佃農，均占極少數，大地主制尤為稀少。」（註：蓮花、永新、寧岡三縣特派土地督察員報告，《江西民國日報》1934年10月25日。）其調查結果詳見表1.

從表1看，各地擁有土地的農戶達到總數的90%左右，完全無地的農戶數量不多，在10%以內或稍高，但擁有5畝以下土地的農戶比例很高，普遍在70%以上，證明農民缺地少地的現象還是很嚴重的。雖然，這些調查在對象選擇和數據統計上可能不無偏頗，如只統計不同土地佔有量的戶數，卻沒有對其土地佔有數作出說明，有意無意模糊了土地佔有的不平衡。但有理由相信，它仍然反映了江西土地佔有的部分實況。

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是上述數據可以得到當時中共內部有關報告的證實，如關於湘贛邊蘇區的報告就明確指出：「邊界的經濟本來是一個小農經濟區域，自耕農甚多」，（註：《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頁。）江西萬安也是「自耕農佔全縣人口大半」；（註：《中共江西省委轉錄贛西各縣及二團給贛西特委的報告》，1929年6月2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9年）》（一），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1987年編印，第209頁。）另方面，還可以把上述調查數據和1950年前後江西、福建土地改革專門機構在農村所做的一系列調查加以對比，相互印證。雖然由於時代的不同，兩者間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如可以發現，在不少地區，1940年代末的土地集中程度略高於抗戰前。浙江麗水城區第一、第四行政街地主抗戰前佔地661.4畝，抗戰後達到837.2畝，佔有率提高了13個百分點。（註：《麗水縣城區第一、第四行政街農村調查》，《浙江省農村調查》，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1952年編印，第182頁。）江西豐城小袁渡鄉戰前地主佔有土地（包括公田）達28.72%，1940年代末為30.5%.（註：《江西豐城縣小袁渡鄉解放前社會情況調查報告》，《中南區一百個鄉調查資料選集·解放前部分》，中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1951年編印，第124頁。）不過，相反的例子也並不罕見，湖北20個典型鄉土地一般集中區戰前地主富農佔地32.29%，1940年代末為28.95%.（註：《湖北二十個典型鄉調查材料之一》，中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調查研究處，1951年編印，第3頁。）浙江麗水南明鄉4個村1939年地主、富農佔地高達64.48%，1948年為58.82%.（註：《浙江農村土地關系變化情況》，《浙江省農村調查》，第5—6頁。有意思的是，該文一開始就判斷在抗戰前到1940年代末的十餘年間，浙江農村呈現出「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土地所有權集中到少數剝削階層的趨勢，但其所舉兩例一是本例的地主、富農佔有率有所減少，另一例地主、富農佔有率稍有增加（2.38%），似乎並不足以證明其論點。）

總起來看，無論是集中或分散，抗戰前和1940年代末兩個時期偏差不是十分劇烈。由於存在著此消彼長的狀況，如果從大的范圍來看，總體上增減變化應不會很大，1940年代末的數據基本尚能代表1920—1940年代土地佔有狀況。（註：姜濤在關於中國人口與土地關系的長時段研究中也認為，1920—1940年代中國鄉村各階層佔有土地的比重「只有很小幅度的波動」。見氏著：《人口與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0頁。）表2、表3所列就是以1950年前後閩、贛兩省土地改革專門機構調查結果形成的綜合數據。

資料來源：《閩東北農村土地租佃剝削情況調查》、《後嶼各階級（層）田地佔有表》、《鱔樟各階級（層）田地佔有表》、《南塘各階級（層）田地佔有表》、《七保村各階級（層）田地佔有情況表》，《福建省農村調查》，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1952年編印，第3、22、23、61、69頁；《南平專區土地、賦元情況調查》，《福建日報》1950年12月13日；《土地改革前華東各省（區）市農村各階級（層）土地佔有情況統計表》（附表一），《華東區土地改革成果統計》，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1951年編印，第4頁。

說明：*該數字包括雇農。

注釋：

（19）本文所列凡以階級劃分各表均省略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之外的非主流社會階層，故各表統計總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銀坑區土改運動總結》，江西省農協第二工作團，1950年編印，第3頁；《江西豐城縣小袁渡鄉解放前社會情況調查報告》、《江西九江縣石門鄉解放前的社會情況調查報告》、《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劉坑鄉》，《中南區一百個鄉調查資料選集·解放前部分》，第117、146、102頁；艾德加·斯諾：《紅色中國雜記》，黨英凡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3年，第47—49頁；《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9頁；劉俊秀：《江西農村階級關系與各階層土地佔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報》1950年9月3日。

Ⅳ 有需要各省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的網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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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的簡要目錄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
第一章 在土地革命戰爭中誕生和成長
第二章 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第三章 奪取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
第四章 保衛新生政權和合成軍隊建設起步
第五章 抗美援朝，保家為國
第六章 向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邁進
第七章 軍隊建設在曲折中發展
第八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艱難前進
第九章 開創軍隊建設新局面
本卷記述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兩個歷史階段中的軍隊戰斗史和建設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誕生之後，已經走過70多年的光輝歷程。70多年來，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全國人民一起，前仆 後繼，英勇奮斗，戰勝了國內外的強大敵人，奪取政權。鞏固國防，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為世 界的和平和發展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與此同時，人民解放軍在長期的建軍和作戰實踐中，由一支弱小的單一軍種的軍隊發展成為諸軍兵種合成的、強大的現代化人民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水平不斷提高。人民解放軍在70多年的戰斗歷程中，積累了極其豐富的革命戰爭和軍隊建設經驗，這些經驗是中華民族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十年大事記
本卷簡要記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斗史與發展史上所經歷幾千個重大歷史大事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按照從1927年8月1日起至1997年8月1日止的時間先後順序排列。這些大事記資料包括直接產生於戰爭和建軍實踐中的歷史文獻檔案『如上下級來往文件與電報、首長批示、上級通知、會議決議及記錄、情況報告、社論、新聞報道等。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
第一章 中國工農紅軍的建立和游擊戰爭的開展
第二章 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第一、二、三次反「圍剿」
第三章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策略和革命戰爭的嚴重挫折
第四章 主力紅軍進行長征。南方紅軍游擊戰爭的堅持第五章 發展陝甘蘇區。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改變
本卷記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從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歷史。這次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國內革命戰爭，經歷了：創建工農紅宰；開展游擊戰爭，開始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階段；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大發展，連續粉碎敵人大規模「圍剿」的階段；王明「左」傾錯誤領導者推行冒險主義軍事戰略，革命戰爭遭受嚴重挫折的階段；紅軍主力被迫撤出根據地進行長征，革命大本營奠基西北的階段，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著重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國內平基本實現，中國革命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過度階段。中國工農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消滅了近百萬敵人。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
第一章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實行全國性抗戰
第二章 我軍挺進華北、華中敵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和堅持東北抗日斗爭
第三章 廣泛深入開展游擊戰爭，鞏固華北、發展華中、開辟華南抗日根據地
第四章 戰勝嚴重困難，堅持敵後抗戰
第五章 開展攻勢作戰，實行局部反攻，恢復和擴大抗日根據地
第六章 實行全面反攻，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本卷記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抗日戰爭歷史。．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由全國各族人民和海外愛國僑胞廣泛參加的全民族抗戰，是中華民族百餘年來反擾帝國主義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偉大的民族解故戰爭。8年抗戰：我軍在廣大人民時大力支援和密切配合下，與敵軍共作戰12．5萬余次，殲滅日軍52：7萬餘人，殲滅偽軍118．6萬餘人，解放國土近 100萬平方公里，人口1.2億，解放區遍布19個省區；我軍則由戰爭開始時的5萬餘人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達260餘萬人。，在黔敵作戰的同時，我軍還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9月2日簽署投降書；第三次世界大戰至此結束，中間人民歷經8年的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後勝利。抗日戰爭的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首先滅亡中國、進而吞並亞洲和稱霸世界的狂妄企圖，為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勝利基礎。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
第一章 保衛抗戰勝利果實，准備應付全面內戰
第二章 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我軍實行戰略防禦，在內線殲敵
第三章 我軍主力轉入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通知區域
第四章 舉行戰略決戰，各個殲滅敵軍重兵集團
第五章 實施戰略追擊，消滅殘余敵軍
本卷記述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的革命戰爭歷史。全國解放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境治，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而進行的偉大的人民革命戰爭。國民黨統治集團發動全國規模內戰以後，人民解放軍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英勇頑強，艱苦奮斗，制訂出各項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決策，運用十大軍事原則，實行正確的作戰方法，僅用4年時間，就消滅國民黨軍807萬餘人，其中生俘458萬餘人，斃傷171萬令人；敵軍投誠63萬余島人，起義和接受人民解放軍改編113萬餘人，解放了台、澎、金、馬等部國土。這一勝利，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的一個偉大轉折，給世界歷史的進程帶采了深遠的影響。 第六卷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本卷記述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中的作戰史。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兄弟國家朝鮮，與朝鮮人民軍一道，同世界上最現代化的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隊進行的一場現代化戰爭。敵方，實行的是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擁有噴氣式飛機二大口徑火炮、火箭炮和坦克等現代化武器。我方，實行的是步兵、炮兵和少量裝甲兵的協同作戰，沒有海軍直接參戰，空軍也主要用於掩護後方，難以直接支援地面部隊作戰，進行的還只是初級的現代化戰爭。敵我現代化技術裝備對比懸殊。但是，我志願軍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英明領導下，愈戰愈強，最後贏得了戰爭。當時，我國所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在這種形勢下，是否出兵參戰，便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的戰略抉擇問題。黨中央認為，要敢於斗爭，只有出兵援朝參戰才是積極而正確的決策，才是對我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有利的決策。另一方面，在戰術上，黨中央又非常講究斗爭方法。第一個時期只打防禦戰，然後配合朝鮮人民軍舉行反攻；初戰勝利後，又連續取得了第二、第三次戰役的勝利，將敵人從鴨綠江邊打到「三八線」，扭轉了戰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基礎。以後，我軍又連續進行了第四、第五次戰役，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在此情況下，美國被採取新的戰略，即一面同朝中進行停戰談判，一面又加強擴充軍備。黨中央和毛主席認真分析了這一情況，及時提出「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結果，我軍愈戰強，不但成功地粉碎了敵軍多次進攻，而且對敵堅固陣地也勝利地進行了多次戰術性進攻，直至戰役規模的進攻，大量地殲滅了敵人，最後迫使美方同朝中方面簽訂了停戰協定。據戰績統計；從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殲敵718477人，其中斃傷敵671954人，俘敵46088人。加上朝鮮人民軍同期殲敵數，中朝軍隊共殲敵1093839。第七卷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斗總覽(上)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
第一章 美國武裝侵略朝鮮，入侵我國領土台灣。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
第二章 協同朝鮮人民軍實施戰略反攻，收復朝鮮原有北半部領土
第三章 戰爭轉入相持，我軍越戰越強，敵人被迫簽字停戰
第四章 抗美援朝戰爭的基本經驗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斗總覽(上)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斗總覽(下)
抗日戰爭時期（續）
解放戰爭時期
本兩卷共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27年到1949年的二十二年間所進行的3203個主要戰役二、戰斗。並列舉了每個戰役、戰斗的內容——作戰名稱、作戰地區、我軍參戰部隊、敵軍參戰部隊和作戰結果等基本要素。上卷包括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前期(1943年秋以前)的戰役和戰斗實例描述；下卷主要描述抗日戰爭後期(1943年秋以後)和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的戰役、戰斗實例；正文後附存每個歷史時期的戰績統計，編有戰役、戰斗名稱筆畫索引，以備翻檢。第九卷 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上) 第十卷 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下) 本兩卷主要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27年創建到1950年初的二十二年內的組織編制發展沿革和各級主要領導成員的變更情況。上卷包括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的情況，而下卷則為解放戰爭時期的描述。每個歷史時期又分為若干個戰略單位，每個戰略單位依年份先後劃分為若干階段。書後附有按音序排列的人名索引，以及該索引的姓氏筆畫索引。 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上)
土地革命時期
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二、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暨紅軍第1方面軍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三、紅軍第2方面軍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四、紅軍第4方面軍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五、紅軍第25軍鄂豫皖其他紅軍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六、西北（陝北、陝甘邊）紅軍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1927年10月~1935年10月）
七、紅軍第1、2、4方面軍會師後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八、湘鄂贛、鄂東北（閩浙贛）、東江、瓊崖、江蘇、浙南等地紅軍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九、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紅軍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抗日戰爭時期
一、中央軍委（含八路軍總部）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1937年8月~1945年10月）
二、八路軍第115師暨山東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三、八路軍第120師暨晉綏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四、八路軍第129師暨晉冀魯豫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五、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1937年底~1945年9月）
六、新四軍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1938年春~1945年8月）
七、東北抗日聯軍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八、華南遊擊隊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下)
解放戰爭時期
一、中央軍委和人名解放軍總部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二、第1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三、第2野戰軍暨西南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四、第3野戰軍暨華東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五、第4野戰軍暨中原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六、華北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
七、東北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1949年1月~1950年6月）
八、（前）中原軍區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1945年10月~1947年3月）
九、華南各游擊隊序列及各級領導成員名錄（1946年2月~1949年8月）

Ⅵ 中央檔案館的紅色檔案歷史鏡鑒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所形成的重要革命歷史檔案，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和國家機關形成的重要檔案，被稱之為「紅色檔案」。
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利用部主任王紹忠向本刊記者介紹，這些檔案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決定了在提供利用方面不同於一般的要求。為此，黨和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根據實際情況，從檔案利用手續、審核、報批、利用方式等各方面，對中央檔案的提供利用工作作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多年來，中央檔案館就是在嚴格執行這些規定的前提下開展檔案利用工作的，既保證了中央檔案在提供利用過程中的安全，同時又發揮了檔案的作用。 中央檔案館1959年10月正式開館。現收藏保管著1919年「五四」運動至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期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們從事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籌建中國共產黨等偉大革命活動中所形成的檔案；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共中央及其所屬機構和派出機關在各個時期活動中形成的檔案 。
本刊記者看到，這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會議、特別會議，歷屆中央全會的檔案，中共中央發布的各種決議、決定、指示、通告等，中國共產黨與外國政黨的來往文電等等；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起，相繼在各地成立的蘇維埃紅色政權、抗日民主政權、解放區民主政權形成的檔案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及其各部委和各直屬機構、全國政協形成的檔案 ，其中包括籌備成立新中國的文件，歷次制定和修改《憲法》的文件，國務院發布的決議、決定、指示、命令以及國家制定的國民經濟計劃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共青團中央等全國性人民團體形成的檔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社會活動家的手稿、書信、日記等檔案和資料，其中數量最多、相對最完整的是毛澤東主席的手稿，共有4萬多件 。
據統計，截至2010年，中央檔案館共收藏檔案125萬卷，有1億多頁，案卷排架長度達13774米。另外還有照片16萬張，錄音、錄像磁帶16000多盤，電子檔案3900多盤。收藏報紙、期刊、圖書等資料234萬冊。這些檔案主要是從各個中央和國家機關接收而來，但也有的是從國內外的單位和個人手中徵集而來，或由個人主動捐贈而來。
「我館最早的一部分檔案，來自黨中央在上海時期建立的檔案庫，代號為『中央文庫』，正式名稱是『中央秘書處文件保管處』。」中央檔案館保管部主任許卿卿對本刊記者說，「中央文庫」的檔案包括有：1921年至1934年中央的各種文件材料和記錄；中央各部委、各區中央局、紅軍各部隊、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群眾團體向中央報送的材料；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文件；旅歐、旅美等中共黨組織和團組織的文件材料；以及黨內書報刊物等。
在白色恐怖時期，雖然中央文庫負責人幾經變換，保存地點也不停地輾轉遷移，但這些檔案都始終得到了妥善保管。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下，1950年2月，中央文庫由專人負責清理登記並被安全押運到中央秘書處，成為1959年中央檔案館開館時中央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還有延安及西柏坡時期的檔案。「延安時期的檔案不僅有中央在延安所形成的檔案，還包括紅軍長征時攜帶的中央蘇區等5個根據地所產生的檔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出版物、會議發言報告等）以及紅軍長征的有關材料等等。」許卿卿介紹說：「1948年中共中央到達西柏坡，中央秘書處在此期間，又接收了中央工委的檔案若干箱。1949年3月，中共中央遷往北平，延安和西柏坡時期的檔案由後任新中國第一任國家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館長的曾三率領轉移，安全無損地到達北京香山。」
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還包括從蘇聯接收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1956年，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蘇共中央主動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蘇聯的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移交給中國。中共中央對蘇共的這一表示立即作出積極反應，派人前往蘇聯進行整理、清點、裝箱、封存，由蘇方將這批檔案送到北京。這些檔案內容包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會議記錄、部分代表團成員的手稿、發言記錄，中共一大至六大歷次代表大會的文件等等。這批檔案記錄了我黨早期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有些是國內檔案所沒有的。
除了紙質檔案外，中央檔案館還保存著錄音錄像檔案。本刊記者此次聆聽觀看的不同歷史時期四段珍貴錄音錄像資料——1924年孫中山《告諸同志》錄音；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致開幕詞；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1988年鄧小平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時的講話，都屬於這一范疇。
本刊記者采訪了解到，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具有黨政檔案統一管理、檔案形成單位級別高、公文類檔案居多、均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檔案、都是永久保管等特點。這些檔案主要是1990年以前形成的檔案，而較少有1990年後形成的檔案。 整理檔案，對檔案進行編目、鑒定與統計，是檔案館基礎工作的重要環節。做好這些工作，使檔案有規可循，有目可查，才能便於保管和利用。
1958年7月，在中央檔案館籌建期間，周恩來就對將要到中央檔案館工作的同志說：「到檔案館工作不僅要整理和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業務，多做些索引、目錄，使利用時查找方便，別找一個文件花半天工夫啊！」
中央檔案館開館後，針對利用與基礎工作的矛盾，1960年底中央檔案館提出：「以內部建設為基礎，以利用工作為主導，是解決這一矛盾的基本思想。檔案整理工作，應當是圍繞當前需要有重點地進行工作。」
本刊記者了解到，當時針對館藏檔案的狀況，中央檔案館把館藏檔案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規有目，基本上可以查找利用；第二類是有規不可循，有目不可查；第三類是無規無目，無法查找利用的零散文件。對此，整理的相應具體辦法是：對於第一類，即使有些小毛病，也可以不重新整理。對於第二類，可以在原有整理的基礎上，進行部分的加工整理，但不打亂重整。對第三類，要認真進行整理，分清全宗，把文件按形成規律組卷、編目。總之，整理歷史檔案，不是根本不能動，而是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礎，不打亂重整。
許卿卿對本刊記者介紹道，檔案的整理工作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從建館後到1963年底，中央檔案館總計整理加工各種歷史檔案近10萬件，清理了歷史檔案150餘萬件，編制了檔案目錄，寫出了檔案全宗介紹或內容提要等參考資料。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中央檔案館更加重視檔案基礎工作，集中人力進行目錄資料庫的建庫工作，結合建庫進行檔案整理編目，經過十年的努力，檔案檢索從全部手檢達到部分目錄機檢。
1993年館局合並後，中央檔案館集中人力物力，花大力氣，對館藏零散檔案進行整理，呈現突出效果。隨著高科技的發展，中央檔案館正以檔案數字化為龍頭，積極開展檔案數字化，以此帶動檔案的整理工作，使檔案整理更加趨於規范。 「維護檔案的完整與安全，最大限度地延長檔案的壽命，長久地發揮檔案的作用，是檔案館的基本職能。」許卿卿表示。
為了維護檔案的長久安全，防止人為的和自然的有害因素對檔案的破壞，中央檔案館研究了許多長久保存檔案的辦法，採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一點是，庫房條件的好壞，對檔案的安全保管關系極大。許卿卿說，「中央檔案館建有兩座適合於保管檔案的庫房，這就給安全保管檔案創造了好的條件。」
從本刊記者實地采訪觀察，中央檔案館檔案庫房具有三大特點：第一，外牆堅固，採用厚牆體，並使用了高效保溫、隔熱、防水的材料等；第二，檔案庫房內布局結構合理，安全、方便、適用；第三，庫房門窗緊閉，設置通風、去濕、降溫、採暖的設備可以控制庫內溫濕度。「整個庫房達到了防光、防潮、防霉、防塵、防火、防盜的要求。」許卿卿介紹說。
除此之外，中央檔案館還採取了多項安全保管措施。比如說，檔案提供利用，一律以復製件代替原件，確保檔案原件不受損壞。對檔案害蟲的防治，採用化學的、物理的多種辦法，殺蟲防蟲；對於破損檔案的修復，主要採取傳統手工托裱；陸續購進一批革命歷史報刊的影印本，對保護報刊原件，提高利用率，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據本刊了解，為防止突發事件，特別是戰爭對檔案的損害，中央檔案館還提出必須製作多份檔案並要有多處保存地點，加之用縮微照相的方法將重要檔案復製成縮微膠卷、用數字化的方法把檔案復製成光碟、磁碟等，這就為檔案的多份、多庫保存奠定了基礎。

Ⅶ 革命歷史檔案是指什麼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政權、機構、軍隊、團體、企事業單位以及黨政領導人在革命活動中形成的各類檔案的總稱。包括電報、會議記錄、調查材料、信函、傳單、照片、手稿、日記等文件。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史料。

Ⅷ 《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由哪個出版社出版

出 版 社：中央檔案館 陝西省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