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什么是历史

① 钱穆的成就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着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② 钱穆的重要成就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着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③ 钱穆的 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着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3)钱穆什么是历史扩展阅读：

在钱穆的文化情怀与学术研究中，体现出传统士人与现代学者的综合。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文化担当。这种带有忧患情怀的文化态度，彰显了读书人对于时代的责任。另一方面，他的文化情怀立足于理性、科学的学术研究。

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为“观点”而扭曲“事实”的学人相比，钱穆发扬了乾嘉学术“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汏华辞”的优良传统，在传统学术向现代人文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④ 钱穆秦汉史简介

《秦汉史》为钱穆于1931年所撰写之讲义，上自秦人一统之局，下至王莽之新政，为一尚未完编之断代史。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秉其一贯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史学要旨，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秦汉两代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指呈了中国历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精要所在。诚如作者所言，学者就吾所讲，退而循涌马班两史、庶有窥乎秦汉两代史迹之大概。即有精治马班原史，涉猎吾书，亦足供讨沦钻研之一助。
第一章 秦人一统之局

第一节 春秋以下政治社会学术之剧变

第二节 文化之西渐

第三节秦始皇帝之政治措施

第四节 秦之文化

第五节 秦政府之覆亡

第二章 汉初之治

第一节 汉高孝惠之与民休息

第二节 文景时代国内外之情势

第三节 文景两朝之政治

第三章 西汉之全盛

第一节 学术之复兴

第二节武帝之政治

第三节 武帝之武功

第四章 西汉之中衰

第一节 武帝一朝之财政

第五章 昭宣以后之儒术

第一节 汉之中兴

第二节 儒术与吏治

第三节 博士之增立

第四节 昭宣以下之学风

第六章 西汉一代之政制

第一节 西汉之封建

第二节 西汉之郡县

第三节 西汉之中央官制

第四节 西汉之地方官制

第五节 西汉之封爵

第七章 王莽之新政

第一节 王莽之篡汉

第二节 王莽始建国后之政治

⑤ 钱穆的生平如何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孤云等，江苏无锡人。

钱穆是中国现代着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他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成“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他曾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

⑥ 如何评价钱穆

钱穆老师是一个完全自修成才的旧学学者，除去一切其他的内容，单凭《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等几本历史研究者不可不读的着作，钱穆之于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就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一、史学思想

钱穆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作用，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在研究一个历史问题的时候，是不能单纯将目光局限在社会变化的层面，仍要注意文化层面的影响。比如我们在研究东汉光武政权的建立时，通过比较，看出当时并立群雄中，最注重文化发展和任用士大夫的就是汉光武帝。除去社会经济层面，文化发展一样在左右着历史进程的进步。这些观点的发源，都来源于注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钱穆老师。而这种思想文化内在动力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中国大陆这个被唯物史观统治的地区，最迫切需求的东西。

除此之外，钱穆老师从未接受过现代的大学教育，甚至中学都没有毕业，所以一直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史学研究思想。这在民国时期，是一股与五四潮流想逆的巨大力量。胡适、梁启超主张的全盘西化政策，引入了西方的史学模式，否认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影响了一批后代文人，比如以李慎之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学者。钱穆老师的存在，一直在向后代文人传达传统思想的重要性，为“旧学”思想保留了无数璀璨精华。其实，随着学术的进步，中国东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与西方模式的矛盾越来越少，完全可以并存。作为五四余波中的时代逆流，是钱穆老师当年的不懈努力，才保存下来东西文化继续碰撞融合的希望。这方面看，钱穆老师是一个承前接后的文人。

着作方面，单独拿出《国史大纲》来说。这本书以教科书体例写就，但说实在话，作为一本着名的“通史”着作，这并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但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伟大的着作。之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其中内容讲的太简略，并不适合一门历史初学者来读，起不到史料积累的作用。但《国史大纲》之所以流传于世，在于其中钱穆老师对当时诸多思想者史学观点的总结提炼，书中诸多地方有对陈寅恪、吕思勉等专门学者观点的讨论，只是他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本综合性论集，想看透《国史大纲》，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人无完人。钱穆老师的学问也有其问题，也有许多被探讨批判的地方，这是每个学说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对《国史大纲》的批判，可以从史料、逻辑的方面出发，我们批判一本着作的目的是“修缮”，让学说逐渐完善，而不是“打倒”，让其遗臭万年。而单纯地扣帽子，评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为。

一些曾经批评《国史大纲》的人，例如胡绳，在晚年都对自己曾经对《国史大纲》的指摘进行了反思。读不出精华，应该先从自己身上反思。这种自视甚高的情况很多，有诸多学者评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言之无物，我只能说，某些人眼中的言之无物，只是有眼无珠罢了。

我们不必讨论钱穆老师在史学某一特定领域的贡献，在知乎也没有必要说那么细。就单凭思想史观、承前启后、着作传世这三点，就已经足以支撑钱穆老师的史学思想成就。

二、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当时环境及其艰难穷困，钱穆老师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四处奔走，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还几次身陷险境，差点丧命。而新亚书院以宋明书院之讲学精神，配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所授知识贯通东西，不可不说是当时中国教育之奇葩。

新亚书院的几位老师，如钱穆、张丕介、唐君毅、饶宗颐、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教出的学生更是有余英时、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构成欧洲、美国、台湾、香港四个核心的落脚点之一，享誉全球。可惜，本应执世界汉学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学，地位却一日不如一日。

作为第一任校长的钱穆老师，能教书，亦能办学。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响，可以说是有功无过。

三、为人处世

文人相轻，而钱穆老师却从不轻视他人。钱穆老师修习学术的“雅量”，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办学、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势必经受社会的考验，这考验可能是质疑、批评、辱骂，可也能是赞扬、追捧、盲从，钱穆老师鼓励后学怀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种批评质疑，这就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雅量”。这种为人处世的心态，一直是我个人从事学术中秉持之信念，并已经在知乎上有所述说。

但这种开放的态度，不同于接受一切的意见。当有些概念相左之时，钱穆老师依旧会坚持自己认为更可靠的观点，并与对方理智探讨。

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下的几句话，更是显出其才气磅礴、文笔劲悍的英姿。振聋发聩，乃一切史学研究者必熟记之训诫。
四、总结
所学尚浅，无法对钱穆老师做出什么一句话的评论，就借引其得意门生余英时先生的话，来为本文之总结：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着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⑦ 钱穆何人也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国学大师，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
36岁时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震惊北京学术界。
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着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为钱穆的代表作。

⑧ 钱穆是什么时期的人

近现代时期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1] ），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2]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2] 中国现代着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3]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2]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4]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⑨ 钱穆在历史研究中的贡献是什么

在历史研究中，钱穆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也都有深入研究，驰名海内外。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