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山之志说的是哪个历史人物

① 向秀的人物生平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在当时他却是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哲人、大文豪。其主要着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着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他到洛阳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庄子思想的研究之中。于是闭门谢客，潜心作注，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
向秀所着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难养生论》为向秀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而着，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并非其真实意识表示。
据《晋书·向秀传》中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司马昭在杀了嵇康以后，还要威逼向秀吞下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隐居吗，怎么不学人去采薇了呢？向秀为保命计，只得顺其意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但他内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在强权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尘一样轻忽。
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光扬天下，被郭象将文稿窃取，“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了。此事见于《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因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着功绩。这大概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着名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例了。 1、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
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18），《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着《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2、向秀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意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 1、向秀《思旧赋并序》
参见：思旧赋
2、《难嵇叔夜养生论》
参见：参考资料

② 竹林七贤简介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1、嵇（jī）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 。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 。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隐居不仕，屡拒为官。因得罪钟会，遭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时年四十岁。

主要成就：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开创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主要作品：《嵇中散集》。

2、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着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其着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3、山涛（205年－283年3月3日），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山涛早年孤贫，喜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四十岁时，才任郡主簿。大将军司马师执政时，山涛被举为秀才，累迁尚书吏部郎。西晋建立后，升任大鸿胪。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职。

他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意旨，且亲作评论，时人称之为“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太康三年（282年），升为司徒，以老病归家。次年去世，年七十九，谥号“康”。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4、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 。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泰始八年（272年）去世。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被赞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惜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注》余绪，完成了对庄子的注释。另有作品《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5、刘伶（生卒年不详，一说约221年-约300年），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魏晋时期名士，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 。

刘伶嗜酒不羁，被称为“醉侯” ，好老庄之学，追求自由逍遥、无为而治。曾在建威将军王戎幕府下任参军，因无所作为而罢官。 泰始二（266）年朝廷征召刘伶再次入朝为官，被刘伶拒绝，后卒。

刘伶现今存世的作品只有《酒德颂》 和《北芒客舍》 。其作品生动的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心态，也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 后世以刘伶为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典型。

6、王戎（234年－305年7月11日），字濬冲。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白沙端口镇诸葛村）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

王戎出身琅玡王氏。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着称。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后参与晋灭吴之战，吴国平定后，因功进封安丰县侯。在荆州拉拢士人，颇有成效。又被征召为侍中，迁任光禄勋。

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职，并领吏部事务。元康七年（296年），升任司徒。王戎认为天下将乱，于是不理世事，以山水游玩为乐。司马伦杀张华等，王戎因是裴頠的岳丈而被免。又起用为尚书令，再迁司徒。

7、阮咸（约222～278年）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南）人。 魏晋时期名士。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又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并称为“竹林七贤”。卒年56岁

阮咸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任散骑侍郎时，山涛推举阮咸主持选举，晋武帝认为阮咸好酒虚浮，于是不用他。因质疑荀勖的音律而遭到其记恨，贬为始平太守。后无疾而终。

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 。存世的作品有《律议》、《与姑书》。“阮咸”这一乐器也是因其得名。

(2)箕山之志说的是哪个历史人物扩展阅读：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文章中说，魏晋风度与服药关系很大。因为他们炼出的丹药是有毒的，所以吃了后浑身发热，需要吃冷食，洗冷水澡才能给自己降温。而且不能穿厚衣服，衣服需要宽松，因为吃药之后，皮肤瘙痒，很脆弱，如果衣服太紧太窄，会把皮肤磨破，至于鞋子，赤脚最好。

此外他们还要光着脚丫子从家里走出来“发散”（“散”是药的意思），“散步”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路上遇到同样出来散步的熟人，就一起找个阴凉地方（比如竹林）坐下来聊天。但政治斗争使他们对所谓熟人并不信任，害怕自己因为阐述政治观点而被对方告发，只好答非所问地胡扯一些玄之又玄的话题。

这时候，天色将晚，那些在田里制造粮草的老农扛着锄头回家，经过竹林，看到了他们，觉得他们真是很有“风度”，太让人羡慕了。

嵇康和阮籍算是这些名士里最有“风度”的人了。为了避免杀身之祸，阮籍酗酒，让自己长期处于醉酒状态，那样就没人对他当真了。他一喝多除了嘴中发出哨声之外，还经常带着仆人驱车而行，这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游荡。

到了路的尽头，再也无路可走时，他就在道路的尽头痛哭。对于他所厌恶的人，他喜欢翻白眼，对于喜爱的人，则青眼有加。

③ 三国着名文学家吴质简介

吴质生平简介

吴质，出生于公元177年，死于公元230年，他的字为季重，是兖州的济阴人，也就是在现今的山东省定陶西北部。吴质是三国时期着名的文学家。他的官做到了振威大将军，任职假节都督在河北，是诸军事的人才，还被封为了列侯。

起初因为吴质文才出众而被曹丕所重视和喜爱。在后来，魏文帝曹丕，他在立为太子的艰难的过程中，吴质一直出谋划策，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办法，可以说是立下了大功。

吴质和司马懿、陈群，还有朱铄，四人一起被人们称作为曹丕的“四友”。他的为人是十分放诞不羁，也是很怙威肆行的。吴质死以后被人们谥称为“丑侯”。经过吴质的儿子吴应多次上疏，进行申辩，表示这个名称不符合父亲生前的行为总结，所以在正元年间的时候才改谥称为“威侯”。

吴质，当时在朝歌当一个县长，他是曹丕的心腹和亲信。他在三国演义中的第七十二回的时候登场。此时的曹操是想要立曹植作为世子，去继承自己的位置。曹丕深感为患，于是用车载了一个废簏，在里面藏了吴质，以此带他进入府内，一起共谋对策。杨修是曹植的心腹，知道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曹操。曹丕十分恐慌，把这些告诉吴质，吴质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明天可以放置绢布在簏中，用车运送，以此迷惑他们。曹丕用了这个计谋，用车载了大簏，并且装绢布进入，杨修看到又去曹操那里告状，但是查了之后发现没有人，曹丕因此没有罪责。可见吴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吴质与曹丕

起初因为吴质的文才十分出众，所以被曹丕所欣赏和喜爱。在后来的过程中，魏文帝曹丕，在争取太子之位的艰难过程中，吴质一直帮助曹丕出谋划策，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办法，立下了不少功劳。

曹魏高祖文皇帝就是曹丕，他的字为子桓，是三国时期一个着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曹魏开国的皇帝，在位时间是公元220年到226年。是沛国谯人。曹丕是魏武帝曹操和卞夫人的大儿子。曹丕从小文武双全，八岁就能提笔写文，擅长骑射之术，喜好击剑，博览古今的许多经传，而且通晓诸子百家的很多不同类型的学说。在公元220年正月的时候，曹操不幸逝世了，曹丕在任命过丞相、魏王之后，受禅进行登基，他以魏去代替汉，结束了汉朝多达四百年的统治。吴质是曹丕的心腹，一直以来尽心竭力去为曹丕出谋划策，一直助他登上王位，可谓殚精竭虑，忠心耿耿。曹丕也是很信任吴质，经常有困难就找吴质商量，听取他的意见，将他看作自己人。

吴质三国志记载

剩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魏略曰：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原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釭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辰，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讬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着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着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锺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造述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太子即王位，又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时休、真亦以宗亲并受爵封，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世语曰：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质别传曰：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及文帝崩，质思慕作诗曰：“怆怆怀殷忧，殷忧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自谓永终身，志气甫当舒。何意中见弃，弃我归黄垆。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慷慨自黾勉，庶几烈丈夫。”太和四年，入为侍中。时司空陈群录尚书事，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对帝盛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帝甚纳之。明日，有切诏以督责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长文，即群，言无实也。质其年夏卒。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质子应仍上书论枉，至正元中乃改谥威侯。应字温舒，晋尚书。应子康，字子仲，知名于时，亦至大位。

文学成就

军师联盟—吴质被贬吴质出身“单家”，又不能取“与乡里相浮沉”的态度，所以不能跻身汉末的名士派之列，得以在政治领域大显头脚；纵然后来曹丕征吴质到洛阳，亦“不为乡里所饶”（《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典略》）。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其文学才力不能与建安七子相匹敌，所以不能以文学实绩显名于建安文坛。《三国志·魏志·吴质传》曾称：吴质“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究其实，其中当有更复杂的政治原因。

曹操喜欢延纳文学之士，曹丕、曹植亦有乃父之风，除交结建安七子之外，身边还集结着一批年轻的文士，曹操立嗣问题不明朗时，曹丕、曹植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还能相得以处；当曹操立嗣问题突出来后，双方就各自施展方略尖锐对立起来。《三国志·魏志·曹植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杨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三国志·魏志·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颂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皆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可以说，吴质当是曹丕的智囊人物，使曹丕对他刮目相看。不过，吴质并非不沾文学的边缘。《三国志·魏志·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曹丕）为世子，质与刘桢升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四年后，吴质回京述职，曹丕盛张宴席，款待久违的吴质，为之曹植曾写作《与吴季重书》，微言大义，期冀吴质能“为我张目”；当然其中也有提到吴质依仗曹丕的支撑所张扬的骄奢气焰。吴质即作《答东阿王书》，申明“至乃历玄阙，排金门，升玉堂，伏虚槛于前殿，临曲池而行觞”，只不过是“恃平原养士之懿”，实“愧无毛遂耀颖之才”，露出仗人以假威的'心迹。至于“张目”一事，吴质则借“儒墨不同，固以文矣”，把曹植搪塞过去。这篇答书，词繁藻丽，典奥实密，假之以“愧无毛遂耀颖之才”相贯串，前后严密布成一体，亦可以说颇得建安文学“以气为主写文章”（鲁迅：《而已集》）的风气。

建安二十年后，陈琳、应玚、刘桢、徐干等先后为疫病夺去生命，曹丕手编陈琳等的文集。编讫，不胜感慨，作《与吴质书》。曹丕之文，贯串了《典论·论文》的精神，为陈琳等人的“不朽”大加吹嘘，同时亦哀叹人生的短促：“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字里行间，充满着怀旧的真情实感。当然在曹操依然掌握着大权的时候，曹丕只能向吴质这位同类披露胸怀。吴质针对曹丕的感伤，也不免自我感伤一番：“臣独何得，以堪久长。”但吴质的自我感伤，只不过是表示同情曹丕对陈琳等人的追念，真正的目的却是在数落了陈琳之短后，而称颂曹丕集数子之长：“伏惟所天，伏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至于论及年齿，吴质自谓行年四十有二，尚思“犹欲触匈奋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何况曹丕只“年齐萧王（指汉光武帝刘秀）”，而又“才实百之”，正是建功立业之时，是不宜自坠其志的。《答魏太子笺》应该说是吴质与曹丕私人之间的私人书信往来，就其各布衷心亦见肺腑，并不乏英迈之气。然而作为历史的评判，则可见吴质谀于曹丕的一面。

曹丕还作有《与朝歌令吴质书》一篇，吴质亦有《在元城与魏太子》书的回复。曹丕作书于军旅之际，忆起昔时在河北与吴质等人的优游情景，有洗却俗务、追思旧友之心。而吴质的报书则承曹丕之旨，表面上是感恩戴德，希冀在偏远边鄙的地方做出一番事业；但内心深处，则是借自逊才不能理疆：“张敞在外，自谓无奇；陈咸愤激，思入京城，彼岂虚谈夸论，狂耀世俗哉？”能够得到曹丕之援回到京都。文章迂远回曲，状写元城风物，历史亦明白如画；至于所抒情慨，亦颇得建安文学悲凉慷慨的余韵。

由于吴质的固结曹丕，在曹丕代汉立魏后，吴质位至振威将军，并假节钺督河北。其存世作品很少，仅有答曹丕书两篇，答曹植书一篇，收录在《昭明文选》里。还有《思慕诗》一首，存《三国志》本传注中。

④ 曹丕的故事!您是怎样看待这一历史人物呢

金戈铁马间的多愁善感
——论曹子桓

一．曹丕生平

曹丕，字子桓，生于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死于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乱世，曹丕便“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序说道：“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 他多次随其父于金戈铁马间南征北战，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所有这一切，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生活基础，也确实在他的诗歌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众所周知，曹操是一个很重视人才的人，作为曹操的儿子，没有才华是得不到赏识的，更谈不上立为太子，《典论·自序》中说道：“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难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曹植《魏德论》中也说曹丕：“既游精于万机，探幽洞深；复迫遥乎六艺，兼览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场固，容与乎道术之疆衅”。正因为曹丕的好学博学，使得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二．曹丕的文学理论

曹丕在称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与吴质书说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当时曹丕和文士们是很亲密也是很投机的。从他的《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可以看出曹丕对文学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典论·论文》便集中的表达了他的见解：
首先，在《典论·论文》中，曹丕通过比较分析研究了文学和其他着作的区别，研究了文体对风格的要求，从而第一次提出了文体论，其中说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即是从根本上说，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体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点。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时代，文史哲相互夹杂，浑然一体，着眼点在“本”而不在“末”；两汉时期，虽然儒家着作被排除在了文学之外，但也没有系统性的提出文学的体裁和类别。把“本”，“末”结合起来提出文体论的这一创造性观点的，就是曹丕。当然，曹丕对文体的阐述也并不十分具体，但他的观点对后来文体论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唐魏征的《群书治要》收集的桓范的《世要论》中的《序作》、《赞象》、《铭诔》就可以说是对曹丕的观点的详细阐释与发展, 其中“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就是曹丕的“书论宜理”的意思,桓范批评汉碑铭文之虚妄就是对曹丕“铭诔尚实”的阐释，又如刘勰《文心雕龙》从《辩骚》到《书记》二十一篇都是从文学本身出发对文体论的研究，后来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科也完全与曹丕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类似。可见曹丕文体论的提出，既划清了文艺作品与其他思想类，历史类等作品的界限，有推动了后世对文体的研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曹丕所认为的“尚实”的不仅局限于铭诔之中，他在《答卞兰教》中说“赋者，言事类之因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可见他认为其它文体的作品同样应该“尚实”。其实曹丕本来就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人，《折杨柳行》中明说了“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这样的思想在封建统治者的身上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了“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抽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 在此曹丕提出了以“气”来论作家及其作品的观点，在《典论·论文》中他就以“气”来论建安七子：“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察之匹也。如粲之《初征入《登楼》、《槐赋》、《征思》，于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作“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之〕俦也”。那么曹丕所说的“气”到底所指为何呢？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中说道：“夫 翟备色，而 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之乏，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这里刘勰所提出的“风骨”其实就是对曹丕的“气”的具体阐释，纪均评道“气即风骨，更无本末”。《风骨》篇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于风者，述情必显”，还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乏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念也”，也就是说作品没有了思想感情是不会有风骨的，也就不会有气，可见曹丕所说的“气”，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也就是作品的风格。

作者： 他年眸 2006-2-8 13:2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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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戈铁马间的多愁善感(论曹子桓)
通过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论王粲所说的“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论徐干时所说的“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可以发现，曹丕认为作品的风格差异的根源是作家的个性，作家们的个性不同，写出来的文章的风格就不同（“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而社会形式对各种作品的需求又不同。所以，曹丕是把作家的个性、作品的风格、社会的形式联系起来分析的，这为我国文学批评的风格论开了先河，对后世的文学批评风格论影响甚大：陆机谈到风格时所说的“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述者唯旷”；钟嵘《诗品》评曹植“骨气奇高，词才华茂”，评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是以笔区云谀，文苑波诡者矣”，他将文章分为八类，称作“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而这“八体”都是因作家个性而不同的，“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这都继承了曹丕的作家的个性与其作品的风格的统一性的观点，当然，刘勰对此的论述比曹丕更进一步了。
再者，中国古代，“文人相轻”普遍存在，这是由于文人“善于自见”、“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是封建王朝对百姓思想上的禁锢,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文人们恃才傲物，轻视他人，二是古代信息不发达,由于地域的差异而造成了思想意识的不同,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谈到这个问题就说道:“ 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义之评量，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亦风雅之相斫书矣”。这种“文人相轻”的现象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见识短浅，反映在文学批评上则是所论偏激。曹丕对这“自古有之”的现象，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不能以己为善，强加于人，而应该以“审己以度人”的观点来对待文学评论。当然，文人相轻是一种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曹丕此论也不例外，但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是具有预见性和超越时代性的。
最后，对于文学的社会价值，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文学作品可以陶冶情操，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为世用”的观点，称其“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篇无补”，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文学是为思想服务的，而在封建时代，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当时辞赋一类的作品知识用来“作乐”的，扬雄甚至说它“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但曹丕则所见与前者不同，他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作为一个“专业”提了出来，认为文学虽然可以为政治服务，但绝非政治的附庸，所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很客观的，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才能对文人们进行客观的评价，如“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馀度。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也正是曹丕以其九五之尊的地位肯定了文章也可以“经国”，可以“不朽”，把众多知识分子从皓首穷经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从而造就了建安文学蒸蒸日上的空前盛况。另外，曹丕对文学的价值的肯定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范晔《后汉书》首创了《文苑论》，再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当然,曹丕作为封建统治者,他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除了肯定文学的社会作用之外，还可以认为是对文士们的一种警告，他明确指出，文人的最佳处世方式是“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要想着什么立功扬名，以免招来杀身之祸。我们知道古代所说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而曹丕的观点至少有两点与此不同，他直接把“立功”排除在外，然后又以“着篇章”代替了“立言”，这显然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的。自古以来，帝王对人才可以说是又爱又怕，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敌破臣亡，曹丕此举，较之二者无疑有很大的进步，但还是难免落其窠臼，这大概就是时代的局限，历史的深积，才高如曹丕者，也未能超脱其外。

作者： 他年眸 2006-2-8 13:2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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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戈铁马间的多愁善感(论曹子桓)

三．曹丕的诗歌

《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善哉行》（其一）：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野雉群雊，猿猴相追。还望故乡。郁何垒垒。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

《燕歌行》是曹丕通过“男子而作闺音”的性别变换写成的“代言体”诗歌。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讲，《燕歌行》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比较完整的七言诗。在它之前，《诗经》中的七言诗非常少，而且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用韵上讲都与真正的七言诗相去甚远，而《楚辞》中的七言诗又沿用了诗经中的“兮”等字眼，不能与后来大规模发展的七言诗相提并论，汉代乐府中虽然七言句从规模上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只是夹杂在各种句式之间，没有真正的独立。再回过头来看《燕歌行》，句句用韵，一韵到底，而且都是押的平声韵，这是典型的近体诗风格，到了唐代才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更新，所以在诗歌史上，《燕歌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曹丕的开创之功是毋庸置疑的。从内容上讲，它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在秋夜遥望银河,见牛郎织女而怀念远出未归的丈夫,它真实的反映了战乱给社会、人民带来苦痛,情意悱恻，悲不自胜，清人吴淇说它“风调极其苍凉”，这句话很能代表曹丕的诗的整体风格，作为曹操的后继者，他少了曹操“济天汉，至昆仑”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多了“草木摇落露为霜”那种对离悉别恨的幽沉感伤。众所周知，曹丕与曹植争宠，表现得工于心计，善于伪饰，掌权后的一系列对诸王进行严密控制与无尽迫害的政策也表现了他残暴的一面，但通过《燕歌行》这一系列的作品我们又发现了曹丕多愁善感、浮华浪漫的一面。元稹说他的诗“遒文壮节，抑扬哀怨，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清人陈祚明也说其“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所以说曹丕的性格是具有两面性、矛盾性的。试想，一个人处心积虑的想登上权利的颠峰，这必然导致他善于伪饰，刻薄寡恩，这让他不能随意的把自身感受体现出来，而同时他内心本来又是体恤多情，所见所感极多，这样就很容易发出“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的感慨。所以，在曹丕“贵公子”、“同根相煎太急”的表面下，藏着一颗孤寂又无奈的心。
或许正是曹丕内心的多愁善感与孤寂，使得他对思妇“伤茕独之无恃”的心情览之无余，同时又借之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孤独。这样的作品在曹丕的诗歌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如《寡妇赋》、《出妇赋》、《离居赋》、《感离赋》等。
也正是由于内心的孤独，使得曹丕对人生“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感慨良多。“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另外《大墙上篙行》：“人生居天地间，忽如飞鸟栖枯枝”、“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为何自苦，使我心悲”，《芙蓉池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邀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等等都表现了曹丕对人生苦短的无奈。曹丕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和感慨在古代帝王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不要说在他失意时，就是在“延宾高会，酒酣乐作”之后，也会“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在“丹霞蔽日，采虹垂天”之前，也会哀叹道“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就现代看来，这样的思想似乎有些消极，但首先，这种消极是来自于当时社会的动乱，经天纬地如诸葛亮者，躬耕之时尚且“苟全性命于乱世”，其二，曹丕虽然认为“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但作为帝王之尊，他不象李煜那样文而不治，不象福临那样出家为僧，更不像刘彻那样“不问苍生问鬼神”，在政治上，他也力求励精图治，刘克奘《后村诗话》中就说他“忧至死未终，何时而可乐乎？”更何况即使是雄才大略、戎马一生的曹操不也一样感慨“人生几何”、“去日苦多”？所以，曹丕这种对人生看似有些消极但实际上很客观的看法显然是无可厚非的。
从整体说来，曹丕的诗歌虽然也有“伐灵鼓之硼隐兮，建长旗之飘摇；跃甲卒之皓旰兮”（《述征赋》）那一类描写出征的壮观的，但不具有代表性，他的诗大多属于悲沧凄凉的风格，作为一个政治家，也许这有些和身份不符，比如陈严肖就评论曹丕道：“遒壮抑扬，而乏帝王之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政治家而能体恤人情，更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想引用陈寿《三国志》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曹丕：“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文，博文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以旷达之度，迈志存之道，克广德之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

⑤ 历史上随波逐流的人，出于无奈，不能坚守自己的性

阮籍正是这样的人，本有箕山之志，面对嵇康的死，只能向司马氏家族妥协，入世做官。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着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其着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⑥ 嵇康的一个典故

嵇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曹魏时着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 ，官至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三十九岁。
轶事典故

从容受刑：
吕安之妻徐氏貌美，被吕安的兄长吕巽迷奸，吕安愤恨之下欲状告吕巽。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均有交往，故劝吕安不要揭发家丑，以全门第清誉。但吕巽害怕报复，遂先发制人，反诬告吕安不孝，吕安遂被官府收捕。嵇康义愤，遂出面为吕安作证，触怒大将军司马昭。此时，与嵇康素有恩怨的钟会，趁机向司马昭陷害嵇康，将吕安、嵇康都处死。
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嵇喜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从前袁孝尼（袁准）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广陵散》现在要失传了。”（《广陵散》并不是嵇康独作）说完后，从容就戮。海内的士人，没有不痛惜的。司马昭不久后才意识到错误，并深为后悔。谢万将其列为“八贤”之一。袁宏在《名士传》中称嵇康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狂放任性:嵇康旷达狂放，自由懒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再加上他幼年丧父，故而经常放纵自己，“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成年的他接受老庄之后，“重增其放，使荣进之心日颓”。在懒散与自由里孕育着嵇康的狂放和旷达。
嵇康年轻时傲世，对礼法之士不屑一顾。向秀曾叙述其与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42] 钟会陷害嵇康时，给其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
鄙视权贵:钟会身出名门，是钟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年少得志，十九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二十九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但是嵇康拒绝与其交往。但钟会对年长其两岁的嵇康，却敬佩有加。《世说新语》记载：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43] 显赫后的钟会再次造访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觉得无趣，于是悻悻地离开。嵇康在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他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对此记恨在心。
隐于竹林:嵇康回归自然，超然物外得自在，不为世俗所拘，而又重情谊。《文士传》里说嵇康“性绝巧，能锻铁”。嵇康爱好打铁，铁铺子在后园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树下，他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个小小的游泳池，打铁累了，就跳进池子里泡一会儿。见到的人不是赞叹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就是夸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晋书·嵇康传》写道：“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他在以打铁来表示自己的“远迈不群”和藐视世俗，这是其的精神特质的体现。

仗义执言: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吕巽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挝母亲之面。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拍案而起。嵇康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痛骂吕巽一顿。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证朋友的含义。吕安入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入监狱。

嵇绍不孤
嵇康临死前，将自己的儿女托付给了山涛，并且对自己的儿子嵇绍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一说“巨源在，汝不孤矣。”） 嵇康死后，山涛对待嵇绍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没有辜负嵇康的重托，一直把嵇绍子培养成才。这就是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

⑦ 竹林七贤的故事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国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常聚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中酣歌纵酒，故称竹林七贤。

1、嵇康

嵇康，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嵇康虽然家世儒学，但却崇尚老庄，追求自然之道。他最擅长鼓琴，一曲《广陵散》天下闻名。他本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所以与后来的司马氏政权格格不入。嵇康的朋友山涛为司马氏的大官，离职时推荐他，嵇康就写下了着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山涛绝交。后最终被司马昭寻找接口杀掉。

2、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阮籍本有意于在政坛上有一番作为，但当时政治风云变幻，于是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有时闭门不出，有时四处游玩，有时也做出些放荡的举动。但他对司马氏政权并不做直接对抗，故一生平安无祸。

3、山涛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山涛以其风神气度闻名于当时，世人说他像璞玉浑金，修养深厚而不外露，对他评价很高。与嵇康、阮籍不同，山涛的政治生涯比较顺利，先是在曹氏集团中任职，后又很得司马氏的重用，管至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

4、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向秀本愿做一个笑傲山林的隐士，但嵇康被杀后，他迫于压力不得不出来做官，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对老庄之学有深入的研究，曾注《庄子》一书，影响非常大。今日流传的郭象的《庄子注》，其实就是在向秀的基础上完成的。

5、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州）人。他对司马氏政权深恶痛绝，就行为狂放，以做掩饰。有次他在屋里裸体，来客责问他，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舍，以屋室为裤，你干嘛钻到我的裤子中?”他以嗜酒留名于后世，出外时经常带着酒壶，边走边饮，还曾作《酒德颂》一篇。

6、阮咸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籍之侄，二人合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懂音律，以善弹琵琶而闻名。行为不守礼法，任意而为。一次和亲友喝酒，他不用酒杯而用大盆，酩酊大醉之时，有一大群猪走进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一时为人所笑。

7、王戎

王戎，字冲，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临沂）人。王戎从小聪明伶俐，长大后能言善辩。在“七贤”中他是比较世俗的一位。他热衷于投机钻营，仕途也飞黄腾达，官至司徒。王戎性格吝啬，喜欢聚财。他家中有品质优良的李树，但怕别人得到种子，就把核剥出来然后出售，受到世人的讥讽。

⑧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18、向子期畏诛

嵇中散被杀以后，向子期被郡守举荐呈送郡国帐簿到京都洛阳去，司马文王召见他，问道：“听说您有意隐居不出，为什么会在这里？”向子期回答说：“巢父、许由是孤高傲世的人，不值得称赞羡慕。”文王听了，大为赞赏。

【原文】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典故】

箕山之志：箕山，山名，在今河南郑州登封市东南。尧时巢父、许由在箕山隐居，因以箕山之志代指归隐之志。下文“巢、许”即此二人，均尧时贤士，尧先后禅位与二人，坚辞不受。

【人物】

嵇中散：嵇康（223—262）：字叔夜，魏谯郡 铚县 （今 安徽 宿县西南）人。先人本姓奚，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后避祸至铚家于嵇山之侧，因以为姓。为 曹操 曾孙 女婿   ，拜郎中，调 中散大夫 ，世称“嵇中散”。嵇康幼年聪颖，博览群书，广习诸艺，工诗文，善鼓琴，精乐理，崇尚 老庄学说 ，常言养生服食之事。与 阮籍 等竹林名士共倡 玄学 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 ，为竹林七贤的 精神领袖 。因不满司马氏擅权，菲薄汤武周孔，为礼法之士所嫉恨。后遭司隶校尉钟会构陷，被司马昭所杀，时年四十岁。有《嵇康集》传世。

向子期：向秀（约227－272），字子期， 河内 怀 （今河南 武陟 西南）人。雅好读书，隐居不仕，与 嵇康 、 吕安 等人相善，为“竹林七贤”之一。喜谈 老庄 之学，曾注《 庄子 》，未毕而卒， 郭象 承其余绪，成书《 庄子注 》三十三篇，对 魏晋玄学 有深刻的影响。另有作品《 思旧赋 》、《 难嵇叔夜养生论 》等。 景元 四年（263）嵇康、吕安遇害后，举郡计入洛，受到 司马昭 接见，后官至 黄门侍郎 、 散骑常侍 ，泰始八年（272）去世。

文王：司马昭（211—265），字子上，魏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司马懿次子，早年随父抗击蜀汉，多有战功。累官洛阳典农中郎将，封 新城乡 侯。正元二年（255），继兄司马师为大将军，专国政，并谋代魏。魏帝 曹髦 谓之：“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甘露 五年（260），司马昭弑 曹髦 ，立 曹奂 为帝。 景元 四年（263年），分兵遣 钟会 、 邓艾 、 诸葛绪 三路灭亡蜀汉，封晋公。次年，进爵晋王。咸熙二年（265）病逝，年五十四，葬于 崇阳陵 。数月后，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 晋朝 ，追尊司马昭为文帝， 庙号 太祖。

⑨ 魏晋南北朝文化成果的代表人物 都有哪些

1、魏晋时期洛阳的玄风及其东渡
汉末三国，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化中，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魏晋之际，司马氏为了夺权，对党于曹氏的反对派，采取了残酷的镇压
手段。这就使得玄学阵营出现分化。依附司马氏的一派（他们之中也有并非
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头），一面谈玄一面不离名教。如王衍，
就一面谈玄，一面欣赏桓修的老庄和圣教“将无同”的答案。山涛“性好老
庄”，是所谓竹林七贤之一，他曾上疏晋武帝，劝他对百姓“崇风尚教以敦
之”（《晋书·山涛传》）。所谓“尚教”，自然是儒家名教。党于曹氏的
一派，他们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怕有杀头的危险。于是他们一方面向
司马氏低头，一方面又旷达放诞，不务世事。阮籍和向秀就是例子。据《晋
书·阮籍传》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
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卧为常。”嵇康被杀后，向秀应本郡计入洛阳。
司马昭问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以为巢许狷介
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晋书·向秀传》）
卫玠，
可以说是稍后于阮籍等人的玄学代表人物，他也从洛阳来到江东。东晋初年
掌权的人物，如王敦、王导、庾亮，都是玄学中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
2、儒学传统地位的继续
五德终始思想在十六国时期又大盛起来。十六国的君主都信奉这一套，
定服色，定德性，信灾异样瑞之说。石勒以赵承金（晋为金德），为水德，
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发生日蚀，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
（《晋书·石勒载记》）。前燕慕容携，也以自己为水德，承金之后，旗帜
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载记》）。后秦姚苌，自谓是以火德承秦
氏木行（《晋书·姚苌载记》）。姚兴以日月薄蚀，灾青屡见，降号称王，
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晋书·姚兴载记》）。
3、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
在佛经翻译和佛教思想介绍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僧有释道安、鸠摩罗
什、慧远等人。
4、道教的形成和发展
东汉晚年，在汉中有张修、张鲁宣扬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东方八州
有张角宣扬的太平道。
东晋初年，葛洪着《抱朴子》，为长生求仙说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说是
神仙道教的理论家。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和寇谦之分别成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
南北朝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
5、无神论的战斗传统
北魏北周的灭佛，和北齐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强迫进行的活动，谈不到
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斗争。这是北朝反佛、道活动的特点。南朝跟北朝不同，
从宋到梁，有神无神、神灭不灭的论争不断。这种论争，是中古社会唯物主
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论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范缜是南朝反对有神论的旗手，他
的《神灭论》是震撼当代思想领域的唯物主义的杰作。在他以前，有孙盛、
何承天、范晔，与他约略同时的刘峻，都是阐扬无神论的学者，也都是南朝
的人物，而孙盛、何承天、范晔又都是历史学家，刘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
6、历史撰述的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
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
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
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7、建安文学
建安时期（196—21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这时期出现了享有
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文，反映了
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
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
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玚、刘桢。
8、两晋文学
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
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
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
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
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
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
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9、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
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
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10、永明体
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
其中沈约、谢跳等八人尤为竟陵王子良所重，号为竟陵八友。谢脁最长于诗。
谢朓的诗，与谢灵运一样也写山水。但他的诗风清新流丽，与谢灵运精雕细
刻不同。
11、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还不少。
其中晋人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是最高的。
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着的《西京杂记》。
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此
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所
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
林》的风格体例，着《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
新语》。
12、文学评论
先秦典籍和两汉着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
批评的专门着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
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
着作。
13、绘画
三国时的大画家，有曹不兴，善画大幅人像。他是画中国佛像画的始祖。
曹不兴弟子出名的有卫协和张墨，他们在晋时被称为“画圣”。他们也擅画
人物，所画人物画不仅相貌逼真，而且富有神采。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画家东晋顾恺之，就是卫协的大弟子。顾恺之善画
人物，他画的人物，传神致妙、栩栩如生。
宋齐时期，绘画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陆探微和宗
炳等，在齐有谢赫等，梁有张僧繇等。宗炳画山水画，其他都是画人物的。
14、书法
汉字书法，也是一门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辈出。三国时
有锺繇、蔡邕、刘德升、胡昭。西晋时有索靖、卫瓘、卫铄（世称卫夫人）。
东晋时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
之、释智永等。这是魏晋南朝系统。

⑩ 阅读 世说新语 ,参照示例,摘录一则故事，并对人物进行简要评点。快点

《王戎夙慧》

原文：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见道旁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
“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赏析：表现了王戎小小年纪就对事物有很高的洞察力，心思细腻，而且遇事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