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多少册

Ⅰ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基本信息：图书2

名 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下卷）作 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单 位：册
类 别： 党群组织— 党务党建
出版单位：中共党史出版社
其它介绍：2010-3/16开/756页/750000字
ISBN：9787509805497
定 价：135元
图书目录
上册
第一卷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21年7月一1923年6月）
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
一、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二、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五、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
第二章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五四爱国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
四、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
一、中央局工作的逐步展开
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四、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
五、党在创立初期的自身建设
第二编 党在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一1927年7月）
第四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三、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四、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五章 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一、五卅运动和全国的反帝怒潮
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三、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
四、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
五、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第六章 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
一、北伐前的形势
二、党为北伐做准备
三、北伐的胜利进军
四、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
五、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
第七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二、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和大革命的局部失败
三、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大革命的失败
第三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一1937年7月）
第八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二、各地的武装起义
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四、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第九章 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
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四、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
五、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
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第十章 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三、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二、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危害
三、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斗争侣
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五、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六、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第十二章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
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第十三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六、党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第四编 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五编 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结束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后记
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记
下卷

Ⅱ 1921年到1941年中国的历史背景

1、1927年3月24日南京发生“三二四”惨案（南京惨案）

1927年3月24日， 英美军舰炮轰南京，这是北伐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之一。1927年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军时，美、英、法、意、日等国增兵上海并调集军舰去南京江面进行威胁，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

月24 日，程潜指挥的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和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在击溃敌军几十万之后，进占南京。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余入，房屋财产损毁无数，酿成大规模血案。事件发生后。

英美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的同时反向中国提出惩凶、通缉、赔偿等无理要求。而蒋介石则派特使到南京和各国领事疏通，并下令通缉第六、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这一事件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也是蒋介石加速同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的重要步骤。

2、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等发动平江起义

1927年7月22日，驻湖南平江等地的国民党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即平江起义。1928年春，我党在国民党湖南独立第五师中秘密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该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也在这时参加了共产党。不久，独立第五师调到平江地区担负“清剿”任务。

平江处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具有革命斗争的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平江的工农运动就风起云涌，是全省有名的革命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群众在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临时政府和义勇军，与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湘鄂赣边界地区恢复湘鄂赣边特委，并同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7月中旬，敌人发现独立第五师第三团营长黄公略是共产党员，下令立即逮捕。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一团，于22日在平江起义。

这天上午，彭德怀召集全团军官会议，进行起义的总动员。部队随即按照部署，趁敌人午睡时，一举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消灭了反抗的敌人，救出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起义部队就占领了整个县城。

后来，贺国中率领随校100多名学员从岳阳赶到平江，与一团胜利会合。黄公略带着于前一天就先行起义的三团三营，从嘉义赶到平江城五里处的地方。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共2000余人，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

3、1923年2月1日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指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 "二七"大罢工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中国工人运动从要求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向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的。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军警用武力加以阻挠和破坏，并封闭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当即组织全站2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各站工人一致行动。

全线所有客货车一律停开，长达千余公里的京汉线立即陷于瘫痪。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纠察队长、共产党员曾玉良，领导工人粉碎了军阀企图破坏罢工的阴谋。2月6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

发动武汉各工团代表2000余人赴江岸慰问 ，并和铁路工人万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分别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 ，遭开除1000多人。

林祥谦、施洋及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史文彬均被逮捕。林祥谦被捕后，拒绝下令复工 ，慷慨就义。施洋也在武昌被杀害。这次惨案暴露了军阀的残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性。

4、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5、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长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Ⅲ 土地革命时期土地占有关系是什么

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上述数据显示东南地区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着作描绘的那样畸形。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必然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加以解说。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土地占有/东南/苏区/土地革命/江西/福建

1930年代，江西、福建等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并形成中国最有影响的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关于当时中国东南地区尤其是江西、福建的土地占有状况，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几十年来，有关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由于对资料挖掘、利用、分析的限制，具体、细致的说明尚嫌不足，一些着述对土地占有状况及土地革命成因的描述陈陈相因，缺乏实证性的史实支撑。国外相关论着则由于史料的缺乏及建构体系的冲动导致太过浓烈的假想特征。（注：1949年前全国土地占有状况，中国有关专着几乎众口一词：“人数极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的极大多数土地，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则无地或少地。”（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2页）具体的占有数字，习惯的说法是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这一估计在近期的研究论着中仍被坚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也有研究专着对此有所修正，认为：“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合并计算，大概占有了全国耕地的60%—70%……而且，在土地肥沃的东南地区，土地所有权更趋集中。”（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早在1970年代前后，国外已有学者提出，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应在50%左右。（Wong John ，Land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ew York：Prager，1973.Lippit Victor，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Evelopment in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Press ，1974）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此作出较为客观和深入的研究，章有义提出地主、富农占地的实际比例应在50%—60%（《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认为1949年前地主、富农占地应在50%左右（《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则将这一比例定位于28%—50%（《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则将这一比例定位于28%—50%（《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此后，不少着作对华北地区土地分散状况有所涉及。张佩国认为，江南地区“土地占有的集中化是不存在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总体上看，这一问题的研究呈不断深入的趋势。但这些研究中，从全国范围着眼多，论证也相对细致，而具体的区域研究则尚欠充分，对各地区土地占有状况的具体了解还远远不够。同时要澄清这一长期影响中国农村土地关系判断的重大问题，对众多互为对立的材料的全面引证、分析、清理也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关于土地革命成因，当人们习惯地将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加以夸大的时候，实际上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土地革命的可能和土地集中程度是成正比的。国外一些学者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等某种程度注意到了这一判断与历史事实间的距离，其“内卷化”理论尝试从农村权力结构变化上解释农民革命的起因，这种尝试的意义和其受到的关注成正比。但面对丰富的历史现象，经过提炼的结构性说明常常不免于以牺牲“微小但却真正重要的细节”为代价。（黄冬娅：《解放前苏维埃区域的社会控制——以农会为个案的分析》，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第12号））本文悬探索土地占有与土地革命关系为鹄的，以土地革命中心区东南地区作为考察对象，主要考察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数省市，（注：由于湖南、湖北在土地革命中也具重要地位，在地理、人文、社会方面与江西、安徽等有相当的关联，因此，也适当使用这些地区的相关资料。）希望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鉴别分析、研究，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努力呈现与历史资料提供的事实更相契合的解释。

一

关于江西、福建这两个土地革命基本区域的土地占有情况，有来自多方面的不同材料。理论上说，当时所做调查应是最准确的，中共方面材料以毛泽东所做一系列调查最具参考意义。从数据最为详细的寻乌调查看，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地主占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关于农村分层，存在阶级分析和阶层划分两套分析系统，本文在概念运用上以前者为基础，同时由于史料使用上的需要，也适当使用后者一些概念。）中共赣东北党对江西乐平的调查显示，该地土豪、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占地比例分别是2%、40%、30%、5%、5%.（注：《鄱阳党团工作报告》，1927年11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8页。）中共有关报告提供的江西万安农民成分是：自耕农约30%，半自耕农约45%，佃农约13%，雇农约7%.（注：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67页。）

当时，一些有关机构也对土地占有情况做过调查。据1933年福建上杭的调查，该县43293户居民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64.1%；佃农占2.7%.（注：《上杭县概况初步调查》，《统计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福建龙岩1943年调查自耕农、半自耕农占66.62%，佃农占33.38%.（注：林诗旦、屠剑臣：《龙岩之土地问题》，龙岩县政府，1943年编印，第69—70页。）江西省193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省自耕农占农户总数的28.7%，半自耕农占34.2%，佃农占37.1%.（注：《江西省农业统计》，江西省政府秘书处，1939年编印，第1页。）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西、福建两省1934年自耕比例为54.9%、60.67%，佃耕比例为45.1%、39.33%.（注：《各省自耕及佃耕经营之面积》，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第63页。）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虽然在分类上有所区别，但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状况是相近的，即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多数，地主占有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一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拥有相当数量土地。

南京政府土地专门人员所做的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较多强调土地的分散情况，其对江西新干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干第四区谦益村，自耕农占百分之四一点二一，半自耕农占百分之四六点二一，佃农占百分之八点四九，雇农占百分之三点六四。”（注：丰城、清江、新干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22日。）这一数据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这和福建上杭调查有相似之处，但和江西全省数据有一定差异，不排除其在选样上有偏向自耕农占优势地区的可能。因此，他们的调查结论多是：“安远、寻乌、信丰三县，大都聚族而居，各村之土地，为各村民所有者，占大多数”；（注：安远、寻乌、信丰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5年1月23日。）“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以前均系小农作业之自耕农制，纯粹收租之地主，与贫无立锥之佃农，均占极少数，大地主制尤为稀少。”（注：莲花、永新、宁冈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5日。）其调查结果详见表1.

从表1看，各地拥有土地的农户达到总数的90%左右，完全无地的农户数量不多，在10%以内或稍高，但拥有5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比例很高，普遍在70%以上，证明农民缺地少地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虽然，这些调查在对象选择和数据统计上可能不无偏颇，如只统计不同土地占有量的户数，却没有对其土地占有数作出说明，有意无意模糊了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但有理由相信，它仍然反映了江西土地占有的部分实况。

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当时中共内部有关报告的证实，如关于湘赣边苏区的报告就明确指出：“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江西万安也是“自耕农占全县人口大半”；（注：《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1929年6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一），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209页。）另方面，还可以把上述调查数据和1950年前后江西、福建土地改革专门机构在农村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加以对比，相互印证。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两者间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如可以发现，在不少地区，1940年代末的土地集中程度略高于抗战前。浙江丽水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地主抗战前占地661.4亩，抗战后达到837.2亩，占有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注：《丽水县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182页。）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战前地主占有土地（包括公田）达28.72%，1940年代末为30.5%.（注：《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年编印，第124页。）不过，相反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湖北20个典型乡土地一般集中区战前地主富农占地32.29%，1940年代末为28.95%.（注：《湖北二十个典型乡调查材料之一》，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1951年编印，第3页。）浙江丽水南明乡4个村1939年地主、富农占地高达64.48%，1948年为58.82%.（注：《浙江农村土地关系变化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5—6页。有意思的是，该文一开始就判断在抗战前到1940年代末的十余年间，浙江农村呈现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土地所有权集中到少数剥削阶层的趋势，但其所举两例一是本例的地主、富农占有率有所减少，另一例地主、富农占有率稍有增加（2.38%），似乎并不足以证明其论点。）

总起来看，无论是集中或分散，抗战前和1940年代末两个时期偏差不是十分剧烈。由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状况，如果从大的范围来看，总体上增减变化应不会很大，1940年代末的数据基本尚能代表1920—1940年代土地占有状况。（注：姜涛在关于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的长时段研究中也认为，1920—1940年代中国乡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比重“只有很小幅度的波动”。见氏着：《人口与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0页。）表2、表3所列就是以1950年前后闽、赣两省土地改革专门机构调查结果形成的综合数据。

资料来源：《闽东北农村土地租佃剥削情况调查》、《后屿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鳝樟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南塘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七保村各阶级（层）田地占有情况表》，《福建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3、22、23、61、69页；《南平专区土地、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年12月13日；《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年编印，第4页。

说明：*该数字包括雇农。

注释：

（19）本文所列凡以阶级划分各表均省略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外的非主流社会阶层，故各表统计总和不一定为100%.

资料来源：《银坑区土改运动总结》，江西省农协第二工作团，1950年编印，第3页；《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江西九江县石门乡解放前的社会情况调查报告》、《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刘坑乡》，《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17、146、102页；艾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党英凡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47—49页；《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9页；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

Ⅳ 有需要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网友吗

有有。
那个是好东西，当资料很不错

Ⅳ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的简要目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
第一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诞生和成长
第二章 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第三章 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四章 保卫新生政权和合成军队建设起步
第五章 抗美援朝，保家为国
第六章 向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迈进
第七章 军队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第八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艰难前进
第九章 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
本卷记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阶段中的军队战斗史和建设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之后，已经走过70多年的光辉历程。70多年来，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起，前仆 后继，英勇奋斗，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夺取政权。巩固国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为世 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建军和作战实践中，由一支弱小的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水平不断提高。人民解放军在70多年的战斗历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大事记
本卷简要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史与发展史上所经历几千个重大历史大事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按照从1927年8月1日起至1997年8月1日止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这些大事记资料包括直接产生于战争和建军实践中的历史文献档案‘如上下级来往文件与电报、首长批示、上级通知、会议决议及记录、情况报告、社论、新闻报道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第一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二章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第三章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策略和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第四章 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南方红军游击战争的坚持第五章 发展陕甘苏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改变
本卷记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历史。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经历了：创建工农红宰；开展游击战争，开始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阶段；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连续粉碎敌人大规模“围剿”的阶段；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推行冒险主义军事战略，革命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的阶段；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的阶段，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国内平基本实现，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过度阶段。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消灭了近百万敌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二章 我军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和坚持东北抗日斗争
第三章 广泛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
第四章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
第五章 开展攻势作战，实行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第六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本卷记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日战争历史。．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反扰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故战争。8年抗战：我军在广大人民时大力支援和密切配合下，与敌军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解放国土近 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解放区遍布19个省区；我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在黔敌作战的同时，我军还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三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中间人民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首先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和称霸世界的狂妄企图，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胜利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第一章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应付全面内战
第二章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我军实行战略防御，在内线歼敌
第三章 我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通知区域
第四章 举行战略决战，各个歼灭敌军重兵集团
第五章 实施战略追击，消灭残余敌军
本卷记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革命战争历史。全国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境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进行的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国规模内战以后，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制订出各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实行正确的作战方法，仅用4年时间，就消灭国民党军807万余人，其中生俘458万余人，毙伤171万令人；敌军投诚63万余岛人，起义和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113万余人，解放了台、澎、金、马等部国土。这一胜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给世界历史的进程带采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卷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本卷记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作战史。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兄弟国家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队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敌方，实行的是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拥有喷气式飞机二大口径火炮、火箭炮和坦克等现代化武器。我方，实行的是步兵、炮兵和少量装甲兵的协同作战，没有海军直接参战，空军也主要用于掩护后方，难以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进行的还只是初级的现代化战争。敌我现代化技术装备对比悬殊。但是，我志愿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愈战愈强，最后赢得了战争。当时，我国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这种形势下，是否出兵参战，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问题。党中央认为，要敢于斗争，只有出兵援朝参战才是积极而正确的决策，才是对我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有利的决策。另一方面，在战术上，党中央又非常讲究斗争方法。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然后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初战胜利后，又连续取得了第二、第三次战役的胜利，将敌人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以后，我军又连续进行了第四、第五次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在此情况下，美国被采取新的战略，即一面同朝中进行停战谈判，一面又加强扩充军备。党中央和毛主席认真分析了这一情况，及时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结果，我军愈战强，不但成功地粉碎了敌军多次进攻，而且对敌坚固阵地也胜利地进行了多次战术性进攻，直至战役规模的进攻，大量地歼灭了敌人，最后迫使美方同朝中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据战绩统计；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718477人，其中毙伤敌671954人，俘敌46088人。加上朝鲜人民军同期歼敌数，中朝军队共歼敌1093839。第七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
第一章 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入侵我国领土台湾。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第二章 协同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反攻，收复朝鲜原有北半部领土
第三章 战争转入相持，我军越战越强，敌人被迫签字停战
第四章 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下)
抗日战争时期（续）
解放战争时期
本两卷共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到1949年的二十二年间所进行的3203个主要战役二、战斗。并列举了每个战役、战斗的内容——作战名称、作战地区、我军参战部队、敌军参战部队和作战结果等基本要素。上卷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1943年秋以前)的战役和战斗实例描述；下卷主要描述抗日战争后期(1943年秋以后)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役、战斗实例；正文后附存每个历史时期的战绩统计，编有战役、战斗名称笔画索引，以备翻检。第九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上) 第十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下) 本两卷主要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创建到1950年初的二十二年内的组织编制发展沿革和各级主要领导成员的变更情况。上卷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而下卷则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描述。每个历史时期又分为若干个战略单位，每个战略单位依年份先后划分为若干阶段。书后附有按音序排列的人名索引，以及该索引的姓氏笔画索引。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上)
土地革命时期
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二、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暨红军第1方面军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三、红军第2方面军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四、红军第4方面军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五、红军第25军鄂豫皖其他红军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六、西北（陕北、陕甘边）红军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27年10月~1935年10月）
七、红军第1、2、4方面军会师后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八、湘鄂赣、鄂东北（闽浙赣）、东江、琼崖、江苏、浙南等地红军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九、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抗日战争时期
一、中央军委（含八路军总部）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37年8月~1945年10月）
二、八路军第115师暨山东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三、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四、八路军第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五、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37年底~1945年9月）
六、新四军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38年春~1945年8月）
七、东北抗日联军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八、华南游击队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下)
解放战争时期
一、中央军委和人名解放军总部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二、第1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三、第2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四、第3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五、第4野战军暨中原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六、华北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七、东北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49年1月~1950年6月）
八、（前）中原军区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45年10月~1947年3月）
九、华南各游击队序列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46年2月~1949年8月）

Ⅵ 中央档案馆的红色档案历史镜鉴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所形成的重要革命历史档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形成的重要档案，被称之为“红色档案”。
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利用部主任王绍忠向本刊记者介绍，这些档案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在提供利用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要求。为此，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实际情况，从档案利用手续、审核、报批、利用方式等各方面，对中央档案的提供利用工作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多年来，中央档案馆就是在严格执行这些规定的前提下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既保证了中央档案在提供利用过程中的安全，同时又发挥了档案的作用。 中央档案馆1959年10月正式开馆。现收藏保管着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们从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等伟大革命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和派出机关在各个时期活动中形成的档案 。
本刊记者看到，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特别会议，历届中央全会的档案，中共中央发布的各种决议、决定、指示、通告等，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的来往文电等等；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起，相继在各地成立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民主政权形成的档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和各直属机构、全国政协形成的档案 ，其中包括筹备成立新中国的文件，历次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文件，国务院发布的决议、决定、指示、命令以及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青团中央等全国性人民团体形成的档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着名社会活动家的手稿、书信、日记等档案和资料，其中数量最多、相对最完整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稿，共有4万多件 。
据统计，截至2010年，中央档案馆共收藏档案125万卷，有1亿多页，案卷排架长度达13774米。另外还有照片16万张，录音、录像磁带16000多盘，电子档案3900多盘。收藏报纸、期刊、图书等资料234万册。这些档案主要是从各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接收而来，但也有的是从国内外的单位和个人手中征集而来，或由个人主动捐赠而来。
“我馆最早的一部分档案，来自党中央在上海时期建立的档案库，代号为‘中央文库’，正式名称是‘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中央档案馆保管部主任许卿卿对本刊记者说，“中央文库”的档案包括有：1921年至1934年中央的各种文件材料和记录；中央各部委、各区中央局、红军各部队、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向中央报送的材料；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旅欧、旅美等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文件材料；以及党内书报刊物等。
在白色恐怖时期，虽然中央文库负责人几经变换，保存地点也不停地辗转迁移，但这些档案都始终得到了妥善保管。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下，1950年2月，中央文库由专人负责清理登记并被安全押运到中央秘书处，成为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时中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还有延安及西柏坡时期的档案。“延安时期的档案不仅有中央在延安所形成的档案，还包括红军长征时携带的中央苏区等5个根据地所产生的档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版物、会议发言报告等）以及红军长征的有关材料等等。”许卿卿介绍说：“1948年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中央秘书处在此期间，又接收了中央工委的档案若干箱。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延安和西柏坡时期的档案由后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的曾三率领转移，安全无损地到达北京香山。”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还包括从苏联接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国。中共中央对苏共的这一表示立即作出积极反应，派人前往苏联进行整理、清点、装箱、封存，由苏方将这批档案送到北京。这些档案内容包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会议记录、部分代表团成员的手稿、发言记录，中共一大至六大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等等。这批档案记录了我党早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些是国内档案所没有的。
除了纸质档案外，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录音录像档案。本刊记者此次聆听观看的不同历史时期四段珍贵录音录像资料——1924年孙中山《告诸同志》录音；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1988年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时的讲话，都属于这一范畴。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具有党政档案统一管理、档案形成单位级别高、公文类档案居多、均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都是永久保管等特点。这些档案主要是1990年以前形成的档案，而较少有1990年后形成的档案。 整理档案，对档案进行编目、鉴定与统计，是档案馆基础工作的重要环节。做好这些工作，使档案有规可循，有目可查，才能便于保管和利用。
1958年7月，在中央档案馆筹建期间，周恩来就对将要到中央档案馆工作的同志说：“到档案馆工作不仅要整理和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业务，多做些索引、目录，使利用时查找方便，别找一个文件花半天工夫啊！”
中央档案馆开馆后，针对利用与基础工作的矛盾，1960年底中央档案馆提出：“以内部建设为基础，以利用工作为主导，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思想。档案整理工作，应当是围绕当前需要有重点地进行工作。”
本刊记者了解到，当时针对馆藏档案的状况，中央档案馆把馆藏档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规有目，基本上可以查找利用；第二类是有规不可循，有目不可查；第三类是无规无目，无法查找利用的零散文件。对此，整理的相应具体办法是：对于第一类，即使有些小毛病，也可以不重新整理。对于第二类，可以在原有整理的基础上，进行部分的加工整理，但不打乱重整。对第三类，要认真进行整理，分清全宗，把文件按形成规律组卷、编目。总之，整理历史档案，不是根本不能动，而是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不打乱重整。
许卿卿对本刊记者介绍道，档案的整理工作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从建馆后到1963年底，中央档案馆总计整理加工各种历史档案近10万件，清理了历史档案150余万件，编制了档案目录，写出了档案全宗介绍或内容提要等参考资料。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中央档案馆更加重视档案基础工作，集中人力进行目录数据库的建库工作，结合建库进行档案整理编目，经过十年的努力，档案检索从全部手检达到部分目录机检。
1993年馆局合并后，中央档案馆集中人力物力，花大力气，对馆藏零散档案进行整理，呈现突出效果。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中央档案馆正以档案数字化为龙头，积极开展档案数字化，以此带动档案的整理工作，使档案整理更加趋于规范。 “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长久地发挥档案的作用，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能。”许卿卿表示。
为了维护档案的长久安全，防止人为的和自然的有害因素对档案的破坏，中央档案馆研究了许多长久保存档案的办法，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库房条件的好坏，对档案的安全保管关系极大。许卿卿说，“中央档案馆建有两座适合于保管档案的库房，这就给安全保管档案创造了好的条件。”
从本刊记者实地采访观察，中央档案馆档案库房具有三大特点：第一，外墙坚固，采用厚墙体，并使用了高效保温、隔热、防水的材料等；第二，档案库房内布局结构合理，安全、方便、适用；第三，库房门窗紧闭，设置通风、去湿、降温、采暖的设备可以控制库内温湿度。“整个库房达到了防光、防潮、防霉、防尘、防火、防盗的要求。”许卿卿介绍说。
除此之外，中央档案馆还采取了多项安全保管措施。比如说，档案提供利用，一律以复制件代替原件，确保档案原件不受损坏。对档案害虫的防治，采用化学的、物理的多种办法，杀虫防虫；对于破损档案的修复，主要采取传统手工托裱；陆续购进一批革命历史报刊的影印本，对保护报刊原件，提高利用率，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据本刊了解，为防止突发事件，特别是战争对档案的损害，中央档案馆还提出必须制作多份档案并要有多处保存地点，加之用缩微照相的方法将重要档案复制成缩微胶卷、用数字化的方法把档案复制成光盘、磁盘等，这就为档案的多份、多库保存奠定了基础。

Ⅶ 革命历史档案是指什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机构、军队、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党政领导人在革命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档案的总称。包括电报、会议记录、调查材料、信函、传单、照片、手稿、日记等文件。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Ⅷ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由哪个出版社出版

出 版 社：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