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历史学家提出了非物质

㈠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归属
关于“非遗”，往往侧重于个别少数民族的、特别是濒临消亡的人口基数小的民族文化的抢救，这当然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能不能突破个别民族、局部区域、特定时间、某个行业的“非遗”，在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去发掘对56个民族的大家庭成员有普遍影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普遍覆盖，不分男女、贫富、行业、信仰等差别在全社会广泛适应的“非遗”呢?

“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但在物欲横流、精神空间被严重挤压的当今社会，“非遗”同样不可避免地在申报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物化。如何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物化包装的态势、突破物质形态的藩篱和局限、保持“非遗”的非物质特征，是尊重本民族祖先留下的遗产的必要态度。

“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
“非遗”，都有着浓厚的文以化人的礼乐作用，大部分是先辈在劳动、生活中产生的对忧乐、生死、婚配、祖先、自然、天地的敬畏与态度的表达，是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其实用性，也表现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但现实保护中，我们对遗产的文化品质在不断消解，功利性目的越来越突出，甚至“非遗”的留存、申报乃至保护，都有着强烈的利益驱动，不仅是个人的需要，还有当地政府的助推，使得申遗工作变成了本地的广告、旅游的宣传、增值的途径。更有甚者，“非遗”的申报就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商品化的过程、去神圣化的过程、从文化常态中剥离的过程。没有经济利益的冲动，有多少人会从文化本位上关注“非遗”?

“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
“非遗”是先辈通过日常生活的运用而留存到今天的文化财富。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生成又不断发展流变至今，虽然随着族群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但对遗产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是始终不变的。今天的“非遗”，如何保留遗迹的自然状态和真实性而减少人造的成分、如何继续保持日常性而减少节庆性、如何增强实用性而减少表演性、如何体现民间性而减少官方性，这才是还原前人的遗产对今天后人的作用，失却了这种作用，遗产就成了包袱。特别是今天看到的“非遗”，大部分是农耕时代形成并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地方保存下来，能否在现代化的大潮中继续发挥作用、如何避免被现代性同化而发挥作用，是有资格继承遗产的孝子贤孙必须考虑的问题。

“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
“保护”一词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任何事物都有产生、成长、延续、消亡的过程，“非遗”的未来，同样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非遗”自身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力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今天的保护就成了对“非遗”的临终关怀。当一个“非遗”不能让后人自觉传承而需外力被动留存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其维持的时间有多久?当一个“非遗”要靠项目申报的方式来保护而自身难以维系时，我们不能不想到有多少没有被列入申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没有关注到的偏远村落苟延残喘直到停止呼吸并随着岁月渐渐流失?现代化的冲击，商品化的影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原有存在土壤和社会环境，也就慢慢走向消亡。当一个文化项目被装进保护的温室里，供后人从外部考察、观看、品味的时候，也许已经是一种凭吊了!

“名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同
我们基于西方的学术理念、按照西方文化分类方式和程序进行申报，也因为符合西方的价值评判标准而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个过程中，“非遗”本身可能被肢解，系统的整体性可能被碎片化、活态性演变成标本化而走失了“非遗”原来的模样。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要保护，不是因为好看，而是因为有用!如果“非遗”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跟古董和艺术品收藏没有什么区别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非物质的无形的遗产更加重要，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情感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

㈡ 前言：1、在18世纪前半期英国主教贝克莱提出：物质的东西不过是感觉的复合；除感觉之外，什么也没有，

楼主对贝克莱的理解似乎来源于以上三条。而楼主的“我对以上的观点”似乎只是贝克莱观点的颠倒。换言之，楼主并没有针对贝克莱的论证提出反驳，而是根据常识认为“感觉与物质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主宰体。”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根据贝克莱具体的论证提出反驳。

我想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1. 贝克莱的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学说变成唯心的一元学说。所以我们要理解笛卡尔二元身心分裂的源头。这一源头，我们今天依然没有很好地说明身心是如何统一的，这是至今以来科学依旧在努力的，并没有彻底的完全的答案。笛卡尔认为身体是广延性的（长宽高），而心则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心的功能是思维，思维不具有广延性，广延性不具有思维，那么如何统一二者？这是从笛卡尔开始的身心问题的始源。

2.在贝克莱的着作中，他其实更强调自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才是最符合常识的，所以他并没有有意挑战人们认为外物存在这一常识，只是他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论证和解释详见下文。

我去年针对各资料中的贝克莱作了一个编辑，楼主可以看看（当然，我并没有赞成贝克莱的观点）：

贝克莱的思路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比如一只苹果的存在，它无非是指我看到它的颜色，闻到了它的香味，摸到了它的形状、冷暖、软硬，尝到了它的甜味等等，去掉这些性质就不复有苹果的存在，而颜色、形状、香味、甜味、软硬等等又无非都是我的感觉，离开我的感觉就不复有这些性质。所以，这只苹果的存在与它被我感知是一回事，它仅仅存在于我的心灵中的一些感觉。

贝克莱最初提出这个理论时，许多人都认为他疯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只是在贝克莱死后，哲学家们才开始认真看待他，承认他生前尝试去做的事。和他同代的萨缪尔·约翰逊听说贝克莱的理论时，使劲踢了一下街上的一块石头，大声说：“我用这个办法反驳这种理论。”约翰逊的观点是：物质的事物确实存在，不是各种观念的集合——他踢那块石头时，他的脚趾感到了那块石头是硬的，因此一定是贝克莱错了。但是，贝克莱却比约翰逊想得更机智。你的脚感到了那块石头的硬度，并不能证明那个物质对象的存在，而只能证明存在“硬石”这个观念。贝克莱认为，正因如此，我们所说的“石头”才不是别的，而只是它给我们造成的感觉。在它后面，根本不存在那块使脚产生痛感的、“真实的”、物质的石头。事实上，我们的观念之外根本不存在任何现实。

贝克莱对物质实体的抨击

（1）物质是不可思议且多余的

贝克莱的出发点是洛克的观点：人类知识的对象是观念。从这一前提推出的结论应该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观念，而不是观念之外的事物。洛克认为第一性的质是存在于心外的一种不能思想的实体中的东西，第一性的质的观念是它的“摹本”，这等于说观念可以与非观念的东西相似，这在贝克莱看来是矛盾的。洛克的理论并未解释他是怎样知道真实世界的，因为我们无法检验真实的世界。你怎么能确定“第一性质”（例如尺寸和形状）造成的观念与外部真实世界的性质相同？所以在贝克莱眼里，世界除了观念全无其他。全部经验都是对现实的体验。

（2）物是观念的集合

贝克莱提出几种观点来证明我们所谓的物质只是我们的观念。比如说我们把一只温暖的手和另一只冰冷的手放到同一个盛水的容器当中。水对于冰冷的手来说是热的，而对于温暖的手来说则是冷的。所以贝克莱认为，疼痛和冷热一样是存在于心灵之中的感觉。而声音是“一种特殊的感知”，但是声音若没有了我们，就只是“在空气中的振动或波动”。关于运动，贝克莱认为运动必须依据时间，而我们只能通过“心灵中的观念的相继性”来测量时间。因此，如果我们把一个心灵作为一个参考系，那么一个物体或许移动得快，但以另一个心灵作为参考系，那么它可能移动得慢。所以运动必定不是外在事物的性质。至于凝性（solidity），贝克莱作了两点说明：第一，对一物相对的软或硬的感觉取决于作用于其上的力和手的状况或用来检测此物的身体的其他部分状况。我们的脚趾不经意地撞上墙的时候比我们倚靠它的时候感觉更硬一些。第二，任何一种抗拒力——只有我们是“坚硬”或“柔软”的指示针——都是我们之中的，而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物之中。当我用手套的根部去接一个棒球时，与球相接触的手的这一面，而不是手套的另一面会感到一个冲击力。最后是关于数量。无论它是1、3或1000——这都取决于是否我们的心灵能以米、英尺，或千米来计量它。如果我闭上眼睛，或把一个手指放在眼窝上，我会把原先所看到的一个东西看成是两个。因此，数量不是独立于心灵的物的性质。它只存在于心灵之中。总而言之，在贝克莱看来，这些性质都不是外在世界中固定物质的性质。

在贝克莱早期的着作《视觉新论》中，实际上也已经为他之后把物体观念化的观点埋下了伏笔。贝克莱在《视觉新论》主要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谈视觉与触觉的关系。以往的经验论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等人往往把广延当作物质的基本属性，广延是触觉的对象。但是贝克莱却认为触觉的广延来自视觉的广延，广延不是摸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当我们观察物体时，首先对视觉中的物体形状形成一个心理印象，然后再根据这个心理印象来影响触觉，形成触觉中的广延。对于一个天生的瞎子来说，他怎么摸也摸不出来和我们同样的触觉感受。这恰恰说明，触觉中的物体的广延，实际上是根据先前的视觉印象而形成的。贝克莱的这个观点很深刻，它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视觉与触觉的关系。

心理学家奥利弗·塞克在他的文章《看与不看》里详细讨论了最近的一个案例。有个他称之为维吉尔的一个男人，小时候视力很差。当他3岁时，病得很严重，昏迷了2周。在他苏醒之后，他的视网膜严重受损。到6岁时，出现了白内障，此后不久就失明了。当他15岁时，去除了白内障，他很高兴，但他不能区分纷繁的光线和色彩，用了很长时间他才认出他医师的脸。

维吉尔在辨认物体方面也有困难：他说当他看到百货店架子上的包裹时，“所有东西都挤到了一起。”他不通过触摸就不能区分他的黑白花猫和黑白花狗。他能认出单个字母，他在盲人学校里通过触摸学习过字母，在把它们组成词方面他却遇到困难，同样，他也很难把孤立的树干、树枝、树叶看成单个的一棵树。与切斯尔登的那个病人一样，尽管他可以通过触摸来辨认物体的形状，但是却不能用视觉。他仔细钻研“Y”，被以前通过触摸而得知的物体惊呆了；闭上眼睛，通过触摸，他才感到一丝安慰。

所有这些显然表明：如果感觉的样式是不同的，我触摸到的和看到的就不是同一物体。

(3)心灵实体

贝克莱在谈到观念的来源时认为，我们的观念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我们的感觉，通过感觉我们形成关于各种事物的观念；另一个是我们对自我或心灵的直觉，这个自我或心灵就是一切观念的支撑者，但是它本身却不能被我们所感觉，只能是我们直觉的对象；观念的最后一个来源是推理，由此得出了关于上帝的观念，上帝既不是我们感觉的对象，也不是直觉到的，而是推理推出来的。从有限的东西出发不断地往前推，最后就推出一个无限的东西来，这个东西就是上帝。

贝克莱虽然否定了物质实体，他却并没有否定精神实体。既然物是观念的集合，我们必须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否则我们就无法进行感知活动。但是这个精神实体到底是什么？贝克莱也像洛克一样，认为它本身是不可感知的，但是作为观念的支撑者和依附体，我们又必须承认它。这样一来，贝克莱就一方面否定了客观的物质实体，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精神实体。就此而言，贝克莱是自相矛盾，他的经验论并没有走向彻底。

存在就是被感知，观念的存在意味着必定有知觉或感知观念的东西存在，这就是心灵。贝克莱也将心灵称作“灵魂”、“精神”、“精神的实体”、“自我”等。心灵的重要性是它的能动性，它不但可以感知观念，而且还可以在观念上行使意志、记忆、想象等能力。

贝克莱所说的心灵有两种，一是人的心灵，二是上帝的心灵。人的心灵不但包括“我”的心灵，即自我，还包括他人的心灵。贝克莱认为，对于其他心灵的存在同样可以通过反省而知道。他说：“显然，对于其他精神的存在，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作用，或根据他们在我们心中激起的观念而得知。我知觉到一些观念的运动、变化和结合，这使我知道有某些特殊的动因，他们与我自己相似，伴随那些观念，产生那些观念。因此，我对其他精神的知识不像我对我的观念的知识那样是直接的，而是依赖于观念的媒介，我将这些观念归因于一些与我有别的动因或精神，作为他们的效果或伴随记号。”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推知上帝的心灵的存在。因为自然万物要比我们个人的心灵所知觉的观念广大得多、复杂得多，决不是我们有限的心灵所能创造出来的，它们必定是一个永恒的、全知的、全善的、完美的“心灵”的创造物，这个“心灵”就是上帝的心灵，上帝就是至上的精神的存在。

综上，当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事物是观念的集合”的时候，人们往往将他当作极端的唯我论者，认为他所说的心灵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心灵，是他那个自我，一切事物都依赖于他的心灵而存在。由上述可知，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贝克莱所说的心灵并非单指一个心灵，也非仅指自己的心灵。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违背明显的常识，否认其他心灵的存在。当然，人们之所以将贝克莱当成唯我论者，当成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看到，贝克莱的存在理论，他的非物质主义学说，完全是围绕“自我”及其观念展开的。他认为我们只对“我自己的”观念有直接经验的知识，根据这种经验的知识，我们得到了关于“自我”的存在和性质的某种“概念”，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反省”和推断，我们才“认识到”（与对观念的“认识”不同的意义上）其他心灵的存在和性质。所有这些喝些过程都最终依赖于对“我”的内心活动和经验现象的观察，在这个意义上，“我”及其所属的观念就成为贝克莱一切理论探讨的核心，成为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成为一切哲学结论的根据。而贝克莱的理论的“新意”也正在于他对“自我”及其观念性质的独特论述。当人们说贝克莱是唯我论者的时候，也是抓住了他的这一理论特点，强调了真正能体现1他的理论精神的那一方面。就此而言，这样来看待一位哲学家的观点，虽然有违于严格的历史真实，但并无完全不妥。当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抨击贝克莱的唯我主义，说他就像一架发疯的钢琴，以为“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而没有赘述他对“他心”和“上帝之心”的承诺，即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方面，不是十分恰当地凸显了两人观点的真正对立和冲突吗？

㈢ 非物质存在的东西是指什么

非物质自从有了世界，这个世界的万物便有了缘头。缘头包括相似、相反或相对。由于物的相似，产生了物种（不单指生物）。而物的相反或相对，使得物与物之间有了区别，种群与种群和个体与个体的辨别就在此。
有了物质，也就有了非物质。1963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英国爵士艾克理说：“人体内蕴藏着一个‘非物质’的思想和识力的‘我’，……在肉体大脑死亡之后，仍然存在并仍能有生命活动形态，可以永生不灭。”1981年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美国史柏理博士说：“人的自我是一种崭新的或必要的非物质。”当然，他们所说的非物质，只局限到了“人”上。
任何事物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会有明确的界限，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不同。“非物质”这一概念，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非物质》一文中，更多地倾向于科技对人类的思想、认识、精神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如：“非物质”的一个方面，而且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它们意味着这样一种身份的丧失。正如物质是控制物质的主体为了达到自身的特殊目的而需要的补充一样，“非物质”也不例外，就其矛盾的概念而言，“非物质”对一个规划来说意指一种不再是实物的物质（不管“野蛮”与否）；对“人”来说，它揭示了一种可与自身的分解相比较的分解。这些“非物质”大多产生于电脑和电子技术科学，或至少产生于使用电子技术科学之方法的技术。……现在，技术科学侵入进来，瓜分了它的地盘；在这里，它们发现和发展了“非物质”，与在其他领域探察出来的非物质相类似（即便一般说来更复杂一些）。它在论述选择“非物质”这一术语的原因中也指出：“信息不能脱离支撑物（物质）……”，“在‘非物质’的大家庭里，精神和物质成了表兄弟。”当然，非物质与物质的对立性是不言而喻的。在《非物质》中把它举例为“精神”、“人员（政府和军队中的人员）”、“（电脑中的）软件”、“（对生产客体、自然客体或艺术品等分析中）形式”、“（哲学和神学）思维”、“（古典物理学中）能”、“产品（解剖、印刷、造币和铸造；艺术的再生产和繁殖问题”、人际关系等。当然，这也是非物质中的一部分。
所谓物质，就是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其实，这是理想化了，物质与非物质的影响和制约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因为非物质产生于物质，对人来说，它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感觉不到，但它的存在却是客观的，是受人意志作用而作用的一种模糊东西。这在生理科学上也同样得到印证，加拿大着名的神经生理学家潘菲特博士也认为人类并不仅是只有物质的躯体，必然兼有无形的非物质灵魂。说到“灵魂”，你也许会认为这是迷信，是不可信的。但我告诉你，民间谚语“迷信迷信，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一点多不假，对待任何人、任何事物，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地下结论，万物具有两面性。科学也一样，它同样有犯错误的时候，它同样有局限性，我们也不能做科学的信徒而妄杀对人类有意的它的对手。人的梦、一不小心、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等都是受到非物质的影响的结果。佛教经论在论述世俗方面指出，众生正是以非物质的我执心识为因，而漂流于三界轮回的。世界上最有名的数学家纽曼博士，曾提出：“人体可能具有一种非物质的‘识我’控制着肉体的大脑和遥控物质。” 上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196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威格纳博士也认为：“人类具有一个非物质的意识力能够影响物质的变化。”
非物质不单指意识，它广泛存在于一切物质。意识仅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存在决定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万物都能产生和接受非物质，只是效果不同，它们也不能像人类一样用文字或语言表达，所以，对非物质的研究，也只能在人的意识上下功夫了。其中，思维又对非物质起着引导作用，进而影响实情。
有生命的东西都会对某件事做出相应的思维模式，事与东西都是客观实在的，思维与实情就有了密切的联系。
首先，思维是实践中了解和掌握了某方面的知识，发现某种规律之后在脑中产生和逐渐修改、积累的定向模式化的东西。“实践出真知”，使原接受或未知的知识、情况在脑海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并记忆和加固，最终形成主观上对事物作分析、辨别的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维。
就像醋，不言而喻，它是酸的，如果一个人不闻或品尝一下，他将不会对醋味有所感受；不过，醋的酸是人类公认的。又比如一个瓶子，在没有破碎之前，对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瓶子，人们都会认为是完全同样的一个瓶子。这就是思维的普遍性。但“佛陀则告诉我们，它（瓶子）是在刹那刹那地变化破灭！”又如水果，有人爱吃苹果，有人爱吃梨，谁都没有错，各抒己见亦有其理，破了千篇一律，各自形成各自的爱好——思维的特殊性。
其次，思维能正确或错误地判断实情。一般人往往仅以自己的见闻和经验来判断一切事物，但这往往又是不可靠的，我们的感觉和经验经常在欺骗自己。比如，在看电影时，观众认为电影里人物的动作是那么活灵活现连续不断的，但懂得一点电影原理的人们都知道，电影的放映实际上是由一幅幅静止的画面串起来的，因为播放的速度很快，人的肉眼就觉察不出来了，误认为是连续的动作。因此，人类的经验往往就是对事物表层现象的一种虚假体验，对此，科学家们也有类似看法，着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威斯柯夫说：“量子力学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非物质能力，可是并不因它不可看见，我们就不能认识它和不相信它。在科学上几乎每一件事都是超过你的直接经验的。”思维对实情的反作用类似于心理作用，但它在范围上有限制。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社会、规律、知识等无影响，如：已死的树木不会立刻活起来；今天还是小学生，明天不可能成为总统；一杯水，总是越喝越少；1＋1＝2在数学角度是对的，在某种哲学意义上讲是错的，这些都是思维无法改变的。
对于还未发生的或已发生的尚未知晓的事的预测做出相反的思维论断可以改变不利。正因这一规律人们尚未发现或未充分掌握利用，很多有志之士壮志难酬、事与愿违。就像祈祷，不愿在心里说：“我将来的生活必将更残，肯定会……”，而是默默告诉上帝并祈求改变自己的困境，致使困境更困。这就是“出乎意料”、“意料之外”、“不顺心”、“意想不到”、“不可思议”等的渊源。但是那种改变在别人的思维控制下又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只能不告诉别人仅在自己心里做计划。
从反面或对立面在思维上肯定，得到正面的结果，是主观能动性的超越和利用。如果你做了某事而怕别人不理解，就从思维上定向：“别人肯定不会理解，肯定不会理解……”这就千里传情而达万人之心，但必需在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行。
因此，我们应正确处理思维与实情的关系，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不断发展，得到促进，使尽可能多的实情得到好的结果，有重要的意义。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和某人的想法、见解完全一致，而在各自说出之前并没有商议，甚至答案都是猜测，也就是所说的“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其实，这就是非物质的一致作用，不过这种作用的产生和如何利用，我还没有认识。
我们知道，思维属于意识的一种，而意识又是非物质的真子集，我们在利用物质的同时，应努力对非物质进行开发、研究和利用，来造福人类。

㈣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虽然早在18和19世纪时，就有一些语言学者、民俗学家及其他人曾试图记载世界上的口头文化传统，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汇，其概念提出的时间并不长。
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了保护国粹的计划，承认传统艺术大师精湛的技艺，而且还将“戏曲、音乐、传统工艺技术及其他无形的文化资产中，历史价值较高者”，列为 “无形文化财”，并以法律形式实行保护措施。
[ 相关详细内容请参阅【无形文化遗产】 ]
之后，类似的保护计划也在韩国、菲律宾、泰国、美国和法国相继展开。然而在西方，法理学家把知识产权被视为一种资产，他们把版权和专利定义为将智慧加以物化。但是，那些集体的文化创造却因没有文字记载或记录，对其价值的检定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为国际认可迟缓的原因。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分开定义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但是，随着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工作的深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疏漏却渐渐暴露，进而推动了人们要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思考。专家们随即召开会议，各种建议纷纷推出，技术研讨活动连续不断，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或译传统民间文化）建议书》（Recommandation sur la sauvegarde de la 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populaire）,建议要求各会员国充分意识到大量包含丰富的文化特性和各地民族文化渊源的口头遗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应当采取法律手段和一切必要措施，对那些容易受到严重威胁的遗产进行必要的鉴别、维护、传播、保护和宣传。同时，告诫遗产国政府及遗产的拥有者，重视遗产的重要价值，拟定保护措施。建议在最后的一章关于促进国际合作的条文中指出，会员国要对那些民众或社团的具有象征性精神价值的遗产给予更大的关注。
不过这个建议案并没有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而是以“民间传统文化”来代指“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这个概念的提出，在文化遗产的概念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它最早于1982年就出现在Unesco的文件中[注：在世界遗产委员会1982年的墨西哥会议（即“世界文化政策会议”）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非物质遗产(patrimoine immatériel)”的概念。参见L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Babel, p.26]，但对它的体系性的表述，却迟至世纪之交才真正问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11月第2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鉴别的决议，这个决议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 (Proclamation des chefs-d’oeuvre patrimoine oral et immatériel de l’humanité )；于2001年，首次公布了第一批共19件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杰作(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然后在前二者基础上，熔铸为一个新的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pour la sauvegard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并在2003年10月17日，于第32届大会闭幕前得以通过。

㈤ 非物质社会 又被称为什么社会

一、 社会的主要特征
马克思以前对社会的观点都是不科学的。如意大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维科在《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 》中提出，社会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按照自然必然性由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对社会的认识才真正成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观认为，社会是以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为基础、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为主体而建立的相互交往和运动发展的社会关系体系。
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以人群为主体；社会以人们的物质生活活动为基础；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社会来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是特殊的自然。

㈥ 胡适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始作俑者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少人以为胡适真的说过这句话。这是当代史上一个新版本的“三人成虎”。早在2003年，谢泳就在《新民周刊》发文指出，胡适没有说过这句话，这是1950年代批判胡适时，许多人由另外一番话曲解、改编的,与胡适原意恰好相反。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第六集收有冯友兰的《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一文，谢泳读到了这番话:“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他推测“历史是个任人打份的小姑娘”的流行可能与此有关。冯友兰此文最初发表在《哲学研究》1955年第一期。

数年后，胡文辉又进一步发现，早在1952年研究宋史的漆侠在《胡适的实验主义与其历史学的反动本质》一文说：

既然胡适认为 “真理”是 “人造的”，于是胡适也就认为历史也是由人的主观随意性制造出来的。胡适在 “实验主义”一文里曾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这就是说，历史可以随便涂抹随便捏造只要它符合你的主观意志就成功了。 （《漆侠全集》第十二卷，河北大学出版社）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史的尚钺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则移花接木，直接在“实在”那段话前面添加了“历史”这个词：

这就如胡适在其所着 《实验主义》一文中认为历史 “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装扮起来……”

这些发现补正了谢泳的看法。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大致上可以画出一个轨迹，正是在1952年到1955年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中，漆侠、尚钺、冯友兰等人一同使得所谓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流传开来，并以讹传讹。直到今天，很多读书人一谈起历史动不动就要搬出这句话来。

胡适的进化论史观

胡适到底如何看待历史？简而言之，他的历史观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在《实验主义》长篇演讲稿中就说过：“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

进化论在他生命中的烙印实在太深了，少年胡适在上海初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被深深吸引，连他的名字也来源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名言。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接触到的新思想、新知识也都与进化论相关。所以，1916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自述抱负（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瓜熟蒂落”。果子还未成熟，即去采摘，只会弄坏果子。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吾个人之态度则是， “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 “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

在这里，他的进化论史观是清楚的，不仅影响着他对现实的判断，同样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他因此总是乐观地相信以后会更好，只要一步一步去做即可。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其中第四篇就讨论“进化论与名学”。

当他在美国倡导白话文学之初，与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好友梅光迪不敢苟同，他们相交多年，书信往还不断，梅对他过度信奉进化论深为不满。1916年7月19日写给他的信里直接指出：

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科学与社会上实用知识 （如Politics，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若以为ImagistPoetry，及各种美术上 "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必哑然失笑也。

梅在两天前，7月17日给胡适的信中讨论“文学革命”，对于胡适提倡所谓“廿世纪之活字”感到惊讶，认为所谓“廿世纪之活字”并非廿世纪人所创造，还是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的，“且字者代表思想之物耳，而廿世纪人之思想大抵皆受诸古人者，足下习文哲诸科，何无历史观念如是！”他说“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他在这里直接点出胡适缺乏历史观念，也就是太相信进化论了。

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

到底什么是历史？几年前，我第一次在乐黛云为《梅光迪文存》写的序言中看到这番话，“胡适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弃旧图新的历史，梅光迪却认为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深受启发。1917年，梅光迪在英文的《中国学生》月刊发表《我们这一代的任务》，陈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原文虽已收入《梅光迪文存》，却一直没有译成中文，于是我托朋友将全文译出。一开篇他就直指进化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那些美好的往日， “人的一辈子，出生、顺命、奄然化去”，过去的两千余年庶几如此。于人而言，生命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是其所有先辈的后嗣。他确信祖先绝对可靠，所有问题都已解决。……

进化论改变了这一切。人不再回眸那消逝的小巷，而将目光转向山顶；他探索着那些头脑简单的祖辈从未向往过的领域，渐行渐远。……

在这个复兴的时代，绝大部分伏尔泰式的主张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传统的桎梏太顽固，得有火山爆发般的力量与光芒，才可以摆脱。而节制的美德容易被人忽视，在动荡与狂热中尤为如此；我们凭一时冲动行事，容易从一个极端震荡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是承袭一切；现在呢，要破除全部的传统习俗。这种藏在人性里的巨大的破坏欲，若不加以约束，会任意地毁灭一切。

如何面对现实和历史？他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在有能力应对现在或是未来的生活之先，我们必须理解并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如此，历史才具有活泼的生命力。有且仅有如此，我们方可期望得着明确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判断真实与谬误，辨别必然或偶然。

因此，对生命的阐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西方的，都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历史基础之上。以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两种文明的优缺点,然后我们才有资格来选择接受或拒绝，因为没有什么事物的价值能以一时的成败来判定。

如果说胡适深受其老师杜威等人的影响，梅光迪的这些见解同样也深受他的老师白璧德影响，多年后，他回顾往事，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一文指出，“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变革，现代中国人，至少其中严肃认真的一部分人，也正忍受着一种思想空白和精神领域的尴尬境况所带来的煎熬。这种煎熬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无法体会与了解的。……在中国，这种突如其来的人生观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悲剧色彩：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优秀而保守的国家，它对古人的尊崇，在国家政权和家庭结构里对法定的权威和中心的依赖，已经到了一种近似于宗教的痴迷。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面对因陌生的突发状况而必须做出的快速变革和调整时，总会因准备不足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西方以寻求光明和向导，因为是西方人使得他们脱离了祖训并遭遇突然性的变革。”

就是在这样突变的时代，他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遇到了白璧德。他这样概括――“白璧德的理念和价值观包含着开阔的历史眼界，能极好地解放人们的思想。它能将你从现代社会狭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撇开了只注重近代而对西方文化史进行随意划分的做法，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几位零星地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其中有当代的，也有其他时期的。根据现代人对"进步"这个词的含义的界定，伟大人物的标准是永恒的，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进步"。这种观点无疑有悖于"伟大人物无法穿越时间、地点的限制"这一现代社会学的主张。”

对于文明的直线“进步”观，他一直保持着警惕。1937年10月，他为《国命》创刊号撰文阐释抗战的历史意义时说：“故人欲知现在，当先知过去，现在者，过去之产物也，亦即过去之化身也。”

他与胡适的分歧，他参与的《学衡》杂志，都可以在他的史观中找到源头。他们大致上同一时期在美国留学，又赶上“五四”这个激荡人心的大时代，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那个时代。胡适站到了浪尖上，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当浪花褪尽，我们看到胡适没有被卷走，梅光迪他们也没有被卷走，他们的见解，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坚持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他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人云亦云，即使不被多数青年所欢呼。梅光迪对历史的看法，更有厚度，更有温情，也更具有穿越时间的力量，尽管胡适挟20世纪进化史观的风雷，也曾经创造出历史。浪花消歇之后，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当年的分歧仍是分歧，历史从来不看重一时的成败输赢，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

历史是什么？有一天，我在古罗马奥古斯丁的传世名着《忏悔录》遇到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开启：

奇怪的是记忆就是心灵本身。因为我们命一人记住某事时，对他说： “留心些，记在心里”；如果我们忘掉某事，便说： “心里想不起来了”，或说： “从心里丢掉了”：称记忆为 “心”。

他继续阐述，人类的愿望、快乐、恐惧、忧愁……“这些概念，并不从肉体的门户进入我心，而是心灵本身体验这些情感后，交给记忆，或由记忆自动记录下来。”所以，他说：“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

1948年，钱穆在《湖上闲思录》中认为，动物只有知觉，不能说有心，直到人类才有“心”，心是从记忆来的，并通过语言、文字得以确定。“生理学上的心，只是血液的集散处，生理学上的脑是知觉记忆中的中枢。均不是此处说的心。”，他指出这个心是超个体的，他说也是非物质的，“人类的心能，已跳出了他们的头脑，而寄放在超肉体的外面。……这一个心是广大而悠久的，超个体而外在的，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

相距一千五百多年，这位信奉儒家文化的东方历史学家无意中得出了与古罗马神学家相似的结论，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实在是道出了历史的本相。我由此想到，历史不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即是人类的心灵吗？它承载着不同民族的记忆，进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凝结为人类的心灵。

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堆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一堆横七竖八的材料，人类的生命一代代在时间中延续、相接，而成为历史，正是历史构建了人类的心灵。这一点，中国早就有人悟透了。文天祥可以在生死关头轻生重史，因他相信“太史简”、“董狐笔”，可以“留取丹心照汗青”。雷震在铁窗加身之际，可以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同一句古老的谚语：“时间吞噬一切”，在时间的压迫下一切都会变老，在时间的流变中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是没有一样事物通过时间可以变新或变美。时间、变化和瞬时性都是同义词。然而，因着记忆，因着历史，人类超越了无情而不可抗拒的时间流变，抗拒了肉身的衰老和死亡，在历史中，人类的心灵不仅得以存留，而且可以保持常新常美。在物理时间之外，还有心灵时间。“一个民族的生命延续数个世纪、乃至几千年；所以成为生命，是因为该民族在其全部历史中与自己保持了同一性。”我少年时代的挚友张铭二三十年前写过一句诗，我至今记得：“短暂在永恒上跋涉/这就是做人的光辉呀”。

一旦我们真实地领悟到，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超越个体和肉体，进一步明白历史的宝贵，它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是人类的心灵，我们就可能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历史上的幽暗时代，在读史之时多一份同情之理解，更多一份理解之洞察。不仅看见历史的不同侧面，更多地看清历史的复杂性。对历史而言，真相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历史的真相中我们可以更深地认识人类，认识自己，也更清楚地走在真实的土地上。

古往今来，历史并不是直线进化的，在真实而复杂的历史面前，进化论史观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不是研究历史专业的梅光迪，却以其对人类恒久价值的肯定和追求，摸到了历史的门槛。他明白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真实的记录，并彰显人类对那些永恒价值的追求。这是白璧德对他的启发，也是他长期思索得出的结论，并与奥古斯丁、钱穆他们心意相通。

㈦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前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 （Proclamation des Proclamation des chefs-d'oeuvre patrimoine oral et immatériel de l'humanité）[注：这里所使用的“杰作”一词通常也被笼统地译为“代表作”]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前身。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代表作）”的决议，提出了“杰作(代表作)”这一称号，并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代表作）”正式定名于联合国的文件中。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代表作)”计划。其主要奖励两种表现形式：
1. 一种定期发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音乐或戏剧表演，宗教仪式或各类节庆仪式；
2. 一个文化空间，定义为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代表作)”的评选标准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代表作)国际评审委员会议事规则》，其评选标准主要有两条：
第一，遗产具有杰出的文化代表性，对有关群体和文化多样性具有特殊价值；
第二，遗产当前迫切需要保护，特别是因面临社会变革等因素缺乏保护而将消失。
在实际评审过程中，对每个申报项目需要参照如下具体的评选标准：
（1）参选作品应具备体现人类的创造天才的优秀作品和特殊价值；
（2）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
（3） 在历史学、艺术学、人种学、社会学、语言学及文学方面有特殊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达；
（4） 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杰作)”规则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包括：
① 表明其深深扎根于相关群体的文化传统或有关社区文化历史之中；
② 能够作为一种手段对民间的文化特性和有关的文化社区起肯定作用，在智力借鉴和交流方面有重要价 值，并促使各民族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对有关的群体起到文化和社会的现实作用；
③ 能够提高开发技能，提高技术质量；
④ 对现代的传统具有唯一见证的价值；
⑤ 由于缺乏抢救和保护手段，或因加速的演变过程、城市化趋势、或适应新环境文化的影响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代表作)”的申报
根据《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申报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各成员国申报的基础上，每两年宣布一次《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代表作)》，每次每个成员国可有一个项目入选。入选项目要求是具有突出价值的人类创作天才代表作的非物质遗产，或是从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语言学或文学角度具有突出价值广为流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果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超越政治边界，相关成员国可联手共同提交一个多国申报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多国联合申报，此类项目可以不占本国的申报名额。截至2005年11月，中国独立申报成功的项目有昆曲、古琴艺术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联合申报成功的项目是与蒙古国共同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代表作)”向《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过渡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中规定，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杰作)”计划行将终止，建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时在《公约》中过渡条款第31条规定：“委员会应把在本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杰作)'的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于2006年4月生效后，各国申报的遗产项目一旦入选，将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2003年、2005年宣布的三批90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杰作)”也自动纳入到了《名录》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第八章 过渡条款
第三十一条：与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杰作）的关系
一、 委员会应把在本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杰作）”的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 把这些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绝不是预设按第十六条第二款将确定的今后列入遗产的标准。
三、 在本公约生效后， 将不再宣布其它任何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杰作）。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Liste représentativ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de l'humanité）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6条设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第四章 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十六条：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 为了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 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和从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促进对话， 委员会应该根据有关缔约国的提名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 委员会拟订有关编辑、更新和公布此代表作名录的标准并提交大会批准。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标准
要求申报缔约国在申报文件中说明拟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
[1] 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将该遗产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
[3] 制订的保护措施对该遗产可起到保护和宣传作用。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4次会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其中包括中国申报的22个项目），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规则后的第一年。此前“申遗”每两年举行一次，每个国家只能申报一项。从2009年开始申报每年举行一次，数量也不再受限制。
2011年11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6届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又评选出19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至此，全球共有232项代表作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中国遗产29项。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List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nécessitant une sauvegarde urgente）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第17条设立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第四章 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十七条：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 为了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根据有关缔约国的要求将此类遗产列入该名录。
二、 委员会拟订有关编辑、更新和公布此名录的标准并提交大会批准。
三、 委员会在极其紧急的情况（其具体标准由大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加以批准）下，可与有关缔约国协商将有关的遗产列入第一款所提之名录。 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标准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的相关规定，要求申报缔约国在申报文件中说明拟议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
[1] 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尽管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和缔约国做出了努力，但该遗产的生存能力仍然受到威胁，因此该遗产急需保护；或者，该遗产面临严重威胁，若不立即保护，将难以为继，因此，该遗产特别急需保护。
[3] 制订保护措施，使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能够继续演绎和传承该遗产。
[4] 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
[5] 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经与有关缔约国正式协商，根据《公约》第17.3条，将该遗产列入名录。
2009年10月1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宣布，将来自8个国家的12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被正式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教科文组织遴选出的首批进入该《名录》的遗产名单。
此次经过独立专家组认真筛选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12个项目分别来自白俄罗斯、中国、法国、肯尼亚、拉脱维亚、马里、蒙古和越南8个国家。教科文组织表示，为确保这些文化遗产的生存能力，有关缔约国必须承诺制定专门的保护计划，并可以获得专门为此设立的基金的资助。
2011年11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6届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又评选出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至此，全球共有27项代表作被纳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中国遗产7项。
《最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项目名册》（Registre des meilleures activités de sauvegarde de patrimoine immaterial）即《成功经验汇编》，系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第18条而设立。 第十八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
一、 在缔约国提名的基础上， 委员会根据其制定的、大会批准的标准，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定期遴选并宣传其认为最能体现本公约原则和目标的国家、分地区或地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
二、 为此， 委员会接受、审议和批准缔约国提交的关于要求国际援助拟订此类提名的申请。
三、 委员会按照它确定的方式，配合这些计划、项目和活动的实施，随时推广有关经验。 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的遴选标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缔约国向委员会申报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国家、分地 区或地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供 其遴选和宣传。并强调在遴选和宣传保护计划、项目和活动时，应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同时加强南南合作和北南南合作。
委员会应从提案中选出最符合以下标准的计划、项目和活动：
[1] 该计划、项目和活动涉及《公约》第2.3条定义的保护措施。
[2] 该计划、项目和活动促进了地区、分地区和/或国际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协调。
[3] 该计划、项目和活动体现了《公约》的原则和目标。
[4]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证明有助于促进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能力的保护。
[5] 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计划、项目或活动正在或已经实施。
[6]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视情况可成为分地区、地区或国际保护活动的范例。
[7] 如果申报缔约国、执行机构和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的计划、项目或活动被选中，他们就愿意合作传播最佳做法。
[8]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的经验与其效果评估密切相关。
[9] 该计划、项目或活动主要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需要。
第一批入选项目
200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政府间委员会审议批准将分别来自两个国家和一个分区域的3个保护计划列入“最佳实践项目名册”，它们是：
1. 保护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艾马拉人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拉美）
2. 传统文化中心——普索尔教育计划的学校博物馆（西班牙）
3. 印度尼西亚北加浪岸的蜡染布博物馆——小学、初高中、职业学校和工艺学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培训（印尼）
201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6届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委员会又决定将5个项目收录到《最佳实践项目名册》。至此，全球共有8个项目被收录到《最佳实践项目名册》。

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20世纪30年代，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在《雅典宪章》中明确提出“有价值的建筑和地区”的保护问题，确定了一些个体建筑保护基本原则及具体的保护措施，促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国际运动的展开。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从个体的文物建筑扩大到历史地段。
1960年代美国白宫会议首先提出设立“世界遗产信托资金”的建议案。提出要保护世界上杰出的自然风景区和历史遗址。美国在提出这个“世界遗产信托资金”理论，恰恰赶上埃及政府在尼罗河上游修阿斯旺水坝，由于修这个水坝使水位加高，淹没了一座有2000年历史的神庙，所以联合国提出了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公约。
1964年5月通过的《威尼斯宪章》，提出了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与方法。文件扩大了文物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一定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和乡村环境。
1970年，美国首度将这一理念写进当时一部重要法案《国家环境政策法》。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提出要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当时提出了“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概念。
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大会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确定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三种类型，扩大了历史文化遗产的范围，从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将文化景观作为文化遗产的类型，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历史文化遗产的内涵。1997年11月，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得到国际的认可。
截至2005年7月，世界上有170多个国家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公约》的缔约国，已有788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47个列入非物质遗产名录。

㈨ 人死后有灵魂一说最早谁提出来

l 科学的发展已经为灵魂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灵魂观念其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这种观念更是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不管有多大差异，经历了多少变化，人类对于灵魂的定义在本质上仍然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是指一种存在于人的肉体之中，但又不同于人的物质肉体，而且在肉体死亡后仍然能够独立存活的生命体。
尽管关于灵魂的有无从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由于宗教的巨大影响，相信灵魂存在的观念可以说深深的扎根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人们的思想之中。而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后，这种观念则遭到了科学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按照实证科学的标准，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而灵魂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可证性是它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因此，随着科学的日益昌盛，相信灵魂存在的人越来越少。
但问题是，实证科学虽然不能证明灵魂的存在，同样也不能证明灵魂的不存在，既然不能证明这一点，那又怎么能断定灵魂不存在呢？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探索的深入，昔日科学与灵魂的对立如今正在不渐渐消解。今天，世界上不相信灵魂存在的科学家固然仍有许多，但也有不少科学家包括走在世界科技前沿的尖端科学家们赞同灵魂存在的观点，他们通过自己的科学实验对灵魂的奥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大量明显的成绩。
1963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英国科学家约翰．艾克理教授在他的获奖论文中说：“神经细胞彼此之间有无形的沟通物质，这就是灵魂的构成。人体内蕴藏着一个非物质的思想与识力的‘我’，它控制着大脑，就好比人脑指挥电脑，它使大脑内的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这种非物质的‘识我’，在肉体大脑死亡之后，仍然存在并仍能有生命活动形态，可以永生不灭”。
英国另一位着名科学家柏颇博士经过实验研究后，完全同意艾克理教授的结论。柏颇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独创的“科学正统的辩证系统”理论，至今仍为世界科学家们所采用。他和艾克理都因特殊贡献的科学成就而被英国女王册封爵位。英国基勒学院的麦楷博士说：“至今仍无一种已知的学说和实验足以推翻艾克理和柏颇博士的生物有灵魂的理论”。
美国加州工学院着名神经生物学家史柏理博士，曾经以其分解人类大脑两半球的详细功能学说而获1981年诺贝尔医学奖。他说：“人的自我是一种崭新的必要的非物质，只出现于复杂分层结构组织的肉体大脑，控制着大脑的每部分，制约着合计一百亿个脑神经细胞的机械功能的本能活动。”
全世界很有名的数学家约翰．冯．纽曼博士，曾经发明精密的数学定理，为新兴的“量子学”奠下基础。他也提出了惊人的新理论：“人体可能具有一种非物质的‘识我’控制肉体的大脑和遥控物质。”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神经学系及心理系主任史谛文逊博士，根据科学家的灵魂不灭理论，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对灵魂不灭和转世轮回（再生）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和研究论证，并出版了着作进行论述。他说：“有确凿的科学实验和现实事例的证据，证实东方古老的灵魂转世轮回的理论是真实的。”
1978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神经生理学家艾克尔斯总结他多年的研究经验，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新观点：大脑的兴奋并不等于精神和意识。他认为人有一个独立于大脑的“自觉精神”，大脑只是它的物质工具而已。他说：“我们每个人在胚胎发育或幼小的某个时期，就具有非物质的思维和自我领悟能力，这种人的‘灵魂’，使我们具备了人类的特征：意识、思考、爱。恨、怕等。”他推测，非物质的“自我”在物质大脑死亡后依然活着。
上述科学研究的大量成果足以表明，科学已经为灵魂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l 灵魂存在的科学证据：濒死体验

科学为灵魂存在提供的证据是有多方面的，其中最具影响也最有说服力的当数“濒死体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 NDE)。
所谓“濒死体验”，指的是死而复生的人，也就是心脏停止跳动或大脑功能停止的人重新活过来后所叙述的死亡来临时刻的主观体验。
早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记录过一个希腊士兵死而复活后回忆他进入彼岸世界的情景。研究表明，“濒死体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不但古代有，现在也有；不但东方有，西方同样有。不同年龄、性别、民族、文化、职业和信仰的人群中都有大量的人有过这种体验。据美国着名的统计公司盖洛普公司调察估计，仅在美国就至少有1300万至今健在的成年人有过濒死体验，如果算上儿童，这数字将更加可观。
目前, 濒死体验现象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其中很多是自己原来研究领域中的皎皎者。有关濒死研究的论文不断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 (The Lancet)和《濒死体验研究》(The Journal of Near Death Studies)上。1978年，在一些学者的倡议下，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正式成立。可以说, 科学界对这一神秘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
近代濒死体验的研究始于瑞士地质学家阿尔伯特．海蒙（Albert Heim）。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从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开始了对濒死体验的研究。
海蒙爱好登山，一次，他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被一阵大风吹落悬崖。在那一瞬间，奇迹发生了-----
“仿佛在一个离我有些距离的舞台上，我见到了各种形象出现的我及我的整个过去。我看到自己是这曲戏的主角。每件事物似乎都被天堂之光美化了，没有悲伤和焦急，一切都那样绚丽。我曾遭受的悲惨经历的回忆十分清晰，但并不令人悲哀。没有冲突和矛盾，冲突已转化为爱意。高尚与和谐的思想主宰并统一着单独的印象。一种神圣的宁静感如同奇妙的音乐一般涤荡着我的灵魂。 ”
这次经历促使海蒙对众多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进行广泛的研究，包括战争中受伤的战士、从建筑物上掉下来的建筑工人、差点被淹死的渔夫等等。1892年，他在研究论文中提到：在他所调查的30名坠落幸存者中，95%的人说在濒死过程中感受到平静和快乐。他还发现他们的体验过程极为相似：众多飞快的意识活动，预知结果的超凡能力，时间的弥散意识，飞速地回顾一生，目睹超自然的美丽景象，耳聆天上仙乐缭绕--
“没有一丝悲哀，也没有在轻微危险中可能出现的大恐惧……没有紧张绝望和痛苦，只有严肃、深深的接受；精神的明晰和高速活动。 ”
海蒙的研究仿佛强大的催化剂，使众多研究者循着他的脚步前行。
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从死亡状态下被救醒并报告大量的濒死体验。不管体验者来自哪一种文化，处于哪个时代，或信仰何种宗教，濒死体验的内容和对本人的影响都极为相似。在对大量事例进行归类的基础上，心理社会学家肯尼斯．赖因格将濒死经验基本归纳为五大阶段。
第一阶段，安详和轻松。持这种说法的人约占57%，其中大多数人有较强的适应力。觉得自己在随风飘荡，当飘到一片黑暗中时，心理感到极度的平静、安详和轻松。
第二阶段，意识逸出体外。有这种意识的人占35%，他们大多数觉得自己的意识游离到了天花板上，半空中。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的身体形象脱离了自己的躯体，这种自身形象有时还会返回躯体。
第三阶段，通过黑洞。持这种说法的人占23%，他们觉得自己被一股旋风吸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洞中急速地向前冲去。感觉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这时他们的心情更加平静。
第四阶段，与亲朋好友欢聚。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们接近这束光线时，觉得它给予自己一种纯洁的爱情。亲朋好友们都在洞口迎接自己，他们有的是活人，有的早已去世。唯一相同的是他们全都形象高大，绚丽多彩，光环萦绕。这时，自己的一生中的重大经历在眼前一幕一幕地飞逝而过，其中大多数是令人愉快的重要事件。
第五阶段，与宇宙合而为一。持这种说法的人占10%，刹那间，觉得自己犹如同宇宙融合在一起，同时得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爱情。
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从死亡状态下被救醒并报告大量的濒死体验。不管体验者来自哪一种文化，处于哪个时代，或信仰何种宗教，濒死体验的内容和对本人的影响都极为相似。有人质疑濒死体验的报告究其本质是主观性的个人经验，到底是否有客观的可证实的依据可循？康涅狄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肯耐斯．瑞恩(Kenneth Ring)博士这样回答，“最客观的并可证实的数据是濒死体验中的离体经验的部分。人们在离体时会看到一些事物。这些事物是科学家们能调查验证的。”例如，一位叫弗雷得．斯库恩梅克 (Fred Schoonmake)的医生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任圣．路克斯(Saint Luke’s) 医院心血管主任期间，报告他的一位女病人在经历濒死体验时有离体经历。该病人是位盲人，但却在灵魂离体时“看到”房间中有十四个人。虽然她不能辨别色彩，但却在灵魂离体时“看到”物体，并能准确地描述手术室中发生的事情。斯库恩梅克医生说就好象这位女病人真的看到了一样：她的描述与事实完全相符 (《生命的另一面：濒死体验探索》，Evelyn Elsaesser Valarino,1997,89-90页。On the other side of life: Explor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Near-Death-Experience Evelyn Elsaesser Valarino, 1997, p89-90)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由此可见，灵魂离体经历是可确证的客观存在，这些为濒死体验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有被科学家调查验证过的濒死体验，无一例外都是当事人在经历了严格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死亡之后所发生的。科学不承认灵魂的存在，按照它的观点，人死了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死了的人是决不可能再象活着时那样有任何感觉的。但濒死体验却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事实，再确凿不过地表明，人死之后仍然是有感觉的，而这感觉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来源于已经死亡的肉体，而只能来源于独立于肉体之外在肉体死亡后仍然存在的另一种生命体，这不正是自古以来人们所说的“灵魂”吗？

l 中国的濒死体验研究
在国外的科学家对濒死体验展开研究几十年后，在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介绍濒死体验的书籍。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开始了对濒死体验的研究。
下面的内容摘抄自天津安定医院院长、精神医学专家冯志颖等人发表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大众医学》1993年第5期上的论文。
1976年7月28日，在中国唐山市，一场大地震使24万余人死亡，16万余人重伤。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曾对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遇难脱险的一些人作过调查，他们多是被房屋倒塌砸伤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幸存者当中的半数以上的人回忆说，遇险时不但不害怕，反而思维特别清晰，心情格外平静和宽慰，无任何恐慌感；甚至有的人在这危难之际，还有某种欢乐或愉快的感觉，并觉得思维过程异常迅速，浮想联翩。此时，生活往事有如播放影视，一幕一幕快速地翻转浮现于脑际，飞逝而过，且内容多是令人愉快的情节，如童年嬉逗趣事、婚恋场面、工作佳绩、获奖喜悦等。这种现象被称为生活回顾或“全景回忆”。
一位唐山大地震时只有23岁的刘姓姑娘，被倒塌的房屋砸伤了腰椎，再也不能站起来。她在描述自己得救前的濒死体验时说：我思路特别清晰，思维明显加快，一些愉快的生活情节如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中飞驰而过，童年时与小伙伴一起嬉笑打逗，谈恋爱时的欢乐，受厂里表彰时的喜悦......其中大都是令人愉快的生活情节。”她说，在得救前的短短几十分钟濒死过程中，她体验到了一种人生的幸福与快乐，一辈子里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可贵。因而，尽管她腰部致残，得在轮椅上了却一生，但每当她回忆起当时的这种感受，便增强了活下去、好好活的信心。
更有趣的是，近半数人有意识或灵魂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感受，觉得自身形像脱离了自己躯体，有人将之比喻为“灵魂出壳”。他们强调自身功能的感觉是在身体之外的某处空间，而不是在大脑，并认为其生理的身躯是无活力和无思维的。甚至有的报告者还称，在自己生理身体之外的半空中或天花板上，“看到”自身的形像。这种躯体外的自身形像也具有某些生命指征，如脉搏、呼吸等，有时还可返回到自己生理的身体中去，或同其以某种方式相连接，与自己生理的身体相比重量轻，但身高和年龄相同。也有称当时自己生理的身体并非健全，如丧失听力或缺少某个肢体等，而非真实的身体却不存在这种缺陷。一被调查者这样描述：“当时觉得自己身体分为两个，一个躺在床上，那只是个空壳，而另一个是自己的身形，它比空气还轻，晃晃悠悠飘在空中，感到无比舒适。”
约1/3的人有自身正在通过坑道或隧道样空间的奇特感受，有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和被牵拉或被挤压的感觉，称为“隧道体验”。有人还感到在这黑暗的坑道内行进已快到了尽头，看见了光亮，“光明即将来临”。某被调查者称，当时“似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渺无人烟，走向哪里？慌不择路时出现一个大黑洞，走进去不觉得害怕，洞里还溅起层层水花，走啊，走啊，在仿佛见到光亮时，我急速跑出了洞，又见到了天日”
还有约1/4的被调查者体验到，“遇见”非真实存在的人或灵魂形像。这种非真实存在的人多为过世的亲人，有如同他们一起进入非尘世领域继续生存；或者是在世的熟人或陌生人，貌似同他们团聚。其“灵魂”形像常被某些人描述为是一种“光辉”，另一些人则将其看作是宗教的“化身”。
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李某这样回忆自己的濒死体验：“身体好象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下肢似乎不翼而飞，身体的各个部位散落在空间里，接着好象沉在万丈深渊里，四周一片黑暗，听到一声声难以描述的莫名其妙的声音，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这时开始回顾自己短暂的一生，但这些回忆纯粹是一种意识流，根本不受大脑支配。”
同一次地震中的幸存者王某陈述说：“朦胧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穿长袍马褂的男人。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虽然离得很近，但相貌却怎么也看不清楚，面部模糊一片。他带我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我眼前一片漆黑，只觉得身体在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行至黑洞的尽头，我才发现眼前是一个金壁辉煌的地下宫殿。那个男人进里面报告，片刻功夫，我听见里面好象有人在说，让他先回去吧！此时，我一睁眼，发现自已早已躺在病床上，医生、护士们正在紧张地给我进行抢救呢。”
“做调查的研究人员从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中得到81例有效的调查数据，他们将其归纳为40种类型：回顾一生、意识与躯体分离、失重感、身体陌生感、身体异常感、世界毁灭感、同宇宙融为一体感、时间停止感，等等。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都能体验到两种或两种以上感觉的并存。
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濒死体验调查中，虽只获得81例有效的调查数据，确是目前世界濒死体验研究史上采集样本最多的一次。81例受研究者中，有47例在濒死体验前后性格有改变。濒死体验具有思维特别清晰感的人，性格多变得温顺；而“遇见”非尘世的人或灵魂、思维或行为不受意识控制而被审判感等体验的人，性格多变得盲目乐观或急噪。在“死而复生”之后，绝大多数人对当时得濒死体验记忆犹新，时隔一二十年仍刻骨铭心。
显然，这些来自中国的调查结果与世界其它国家学者的调查惊人地相似。

l 世界上第一个证明灵魂存在的科学实验

英国医生山姆．帕尼尔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科学实验证明“灵魂”真实存在的人。他的实验设计是这样的：如果病人死后“灵魂”能飘起来，还能看到自己的身体，看到医生们在抢救他的身体，看到天花板上的灯，那么如果在天花板的下方放一块板，板的上面放一些小物体（只有山姆自己知道是什么物体，别人不知道)，那么“灵魂”就应该能看到这些小物体。如果这个病人能被抢救过来，能够说出板上的小物体是什么，那么就能区分出“灵魂”到底是虚无缥渺的想象呢，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
山姆对100多个病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7个被抢救过来的病人醒来后能说出自己“灵魂”离体时看到的景象，特别是板上的小物体，说的全都对。山姆的实验获得了成功。
山姆的实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世界上首次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实了“灵魂”的客观存在。“灵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有一定的大小，可以飘起来，可以移动，它是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虚无飘渺的想象。
2001年6月20日，山姆应邀在休斯顿莱斯大学作了题为“濒死体验：透视脑死亡还是透视一门新的意识科学？”的报告，吸引了不少对生命研究感兴趣的人。最后山姆放映了典型的有过“濒死体验”经历人的谈话录像，并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休斯顿德州医疗中心的科研人员对山姆的研究表示极大的兴趣，认为对探索生命的本质有重大意义，提出与山姆合作，共同研究这个生命的新领域。

l 美国MacDougall博士的实验：灵魂的重量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医生MacDougall博士着迷研究死亡，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搜寻灵魂存在的迹象。他相信如果人类有灵魂，它必然是身体的某部分组织，并且这个组织是有重量的。
为了测试他的理论，1990年，MacDougall博士在一家医院里做了一项特殊的实验：把一名即将咽气的肺病患者移放到一架很大但非常灵敏的光束天平上,大约过了三小时四十分,病人的面部表情骤然消失，一刹那间，光束发生了偏移，有21.26克的重量失去了。这一发现令他兴奋不已，在以后的两年半里,他又对五名临危病人进行了验证，这些病人在死去的一瞬间,失去10.6克至42.5克的重量.。MacDougall博士在美国的杂志发布了他的这一发现。“灵魂会在死亡的瞬间离开身体，它能在人的身体停留足够的时间。我们的实验证明在死亡的时候，有一些物质从身体离开。”
据《生活》杂志创刊号介绍，民主德国2名医生曾对200多名弥留之际的人的体重和死后的体重进行过测量，结果发现这些人的体重都轻了0.285克，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类灵魂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