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经济地理理论

⑴ 新经济地理学核心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又名空间经济学。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有经济现象时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以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又重新回归到经济地理学视角，以边际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与路径依赖为基础，拓展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全球化等经济现象，借此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读者全面介绍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理论、思想及其巨大影响。
克鲁格曼通过建立各种模型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引入国际贸易，指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从而成功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新格局，建立了国际贸易新理论。同时，克鲁格曼考虑了运输费用问题，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运输成本为零的假定，提出了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克鲁格曼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为出发点，将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分析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开创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时代，被誉为“新经济地理学之父”。
本书把高深的理论进行通俗解释，使读者能轻松领略经济学大师的思想理论，同时学会用大师的智慧来观察和指导生活，借助巨人的肩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所采用的报酬递增假设及赖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比方说，新增长理论虽然对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时间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它却缺少空间维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动，不能对集聚现象——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虽然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此外，它将工业发展描述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渐且同时发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一个国家依次向另一个国家扩散。

⑵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最终将沿空间均匀分布。产品和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近求远的区位抉择提供了解释。但是，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甚至连2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回避这厂现象。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经济”一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生产活动的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集聚本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之后，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设，消费种类和生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规模。一方面，一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而，消费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满足消费需求实行进一步分工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效用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活动的演化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支配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所呈现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吗?假定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成本最小，他无疑会选择一个有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的当地需求。因此，一个产业带一旦建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一循环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集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聚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集聚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属于什么样的原因，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格局一旦建立，从贸易获得的好处将累积循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因进一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采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⑶ 新经济地理学派的“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

毋庸置疑，“新经济地理学”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创建的。对于克鲁格曼及其他倡导“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来说，模型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代表。克鲁格曼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在模型策略、技巧和原则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他们利用模型来解释发展理论”。克鲁格曼认为：“新采用的‘新贸易’及‘新增长’理论模型技巧与传统的空间分析不同，它从个体的最大化中得到行为的集聚。”
但对地理学家来说，这些并不是创新成果。在他们看来，尽管“新经济地理学”提高了建模的技巧和理论规范，但它对模型的应用与60年代它的先驱 (经济地理学的孪生姐妹)———空间科学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即都是源于理论假设和逻辑实证方法，更何况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对地理 (空间) 模型应用已经相当熟练。克鲁格曼的方法常开始于一个实际问题，然后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来解决。但不幸的是，这些方法及理论对大多数同时代的经济地理学家并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计量地理模型的追求，转而追求一种模糊的方法。
很显然，虽然在研究空间集聚、区域增长与集聚以及国际贸易的地理关系时，许多经济地理学家与克鲁格曼及其他经济学家有着相似的兴趣，然而从方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许多经济地理学家已经放弃了过于形式的模型，而寻求更现实的方法，如不同类型区域的政策以及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影响等；而克鲁格曼仍然依赖不现实的假设模型，并用之代替真实世界中问题的核心部分。
地理学家过去由于注重数学模型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区位的忽视，如在传统的空间集聚模型中，区域、区位和场所常常用来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社会、历史、制度等对于决定经济过程和形成经济景观非常重要的因素却被忽略了。在区域集聚研究中也是如此，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在同时期的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中则普遍受到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决空间 (区域或地方的) 经济的概念以及空间经济与经验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过于依赖抽象、简化的数学模型以外，普遍被认为缺乏实证研究。虽然克鲁格曼和其他学者如亚瑟在他们的模型中使用了经验检验，但这些经验数据不足于使读者对模型的相信。更何况对于“新经济地理学”来说，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因为如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许多内容并没有引起地理学家的兴趣与赞赏。例如，新区域集聚模型被批评为几十年前就被威廉森等人检验过、在本质上与新古典方法相似的模型。再如，“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集聚模型忽略了许多要素，如国家行为和外在需求等。

⑷ 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 新经济地理学以收益递增作为理论基础，并通过区位聚集中“路径依赖”现象，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收益递增、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是传统经济学中三个基本的假设条件，最早运用报酬递增来解释地理上的集聚的也并不是克鲁格曼，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将“新经济地理学”看作是经济学中对收益递增兴趣复兴的一部分。在空I训集聚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强凋收益递增的不同形式，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收益递增是指经济上相互联系的产业或经济活动，由于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带来的成本的节约，或者是产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无形资产的规模经济等。克鲁格曼在他的着作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收益递增思想，并试图在报酬递增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经济区位理论。在他看来，收益递增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和地方现象。空间聚集是收益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问集中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区域靠近的向心力。
除了用来解释产业活动的集聚或扩散以外，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报酬递增模型还被用来解释城市增长动力机制。绝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都集中于产业活动的区域分布，讨论为何特定产业在某些区位集中，尤其是在城市中，克鲁格曼在解释城市中人、财、物的聚集时指出：人们向城市集中是由于这里较高的工资和多样化的商品，而工厂在城市集中是因为这里能够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新经济地理学者认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区域发展的基本因素。
在收益递增规律及相应的集聚或扩散模型的影响下，“新经济地理学”将区域和城市的发展定性为“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与新古典的经济均衡模型相反，克鲁格曼使用历史方法，强调影响集聚的力量的持续和积累。也就是说，存在向“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发展的趋势。总之，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区域的优势被认为是由一些小的事件所导致的自身的加强。 新经济地理学的第二个主要研究内容是区域的长期增长与空间集聚的关系。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是收益递减的，依据这个框架对集聚(特别是国家之间)的产生进行预测，一个相对贫穷、资本储备较低的国家将有更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预言结果是，较贫穷的国家增长较快，最终能赶上较富裕国家。而根据巴罗和沙拉马丁(Sala—I—Martin，1995)的研究显示，区域收敛率在整个美国、欧盟、加拿大、Et本、中国以及澳大利亚范围内是十分相似的，但是，区域收敛速度却相当缓慢，每年大约1.2%，这要比简单的新古典模型缓慢得多。区域收敛率较慢的事实以及对新古典长期增长模型有效性的怀疑，引出了与收益递增的模型之间的联系。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市场作用的范围)、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一方面，当资本外部性及劳动力的迁移通过区域整合增加时，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预言更大规模的空间集聚，富裕中心和较差的边缘区之间的差距将加大，经验结果也似乎支持这个预测；另一方面，如果区域之问仍然存在着不可流动性(由于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碍)，那么中心地区的劳动力和由于拥挤而带来的成本就会增加，并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扩散和区域集聚的减弱。